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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론문) 청명절에 관한 론문 11편--미상
2012년 08월 03일 13시 16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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작성자: 백화상조
关于清明节的论文11篇
1、远离农耕时代 我们为什么还要过清明节？
核心提示：清明节是我国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与古代的农业生产紧密相连，而当我们告别农耕社会奔赴工业社会之后，清明节还是否适合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呢？不仅限于清明节，多年来传统节日的味道就已越来越淡，“节日”的概念无意中被“假日”所置换，2005年圣诞节前后又冒出“保卫春节”一类的盛世危言，那么这些传统节日究竟与现代社会矛盾还是仍然有传承的必要--过or不过（清明节）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个问题。
传统节日作为我国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大家并不陌生，它主要是指与天时、物候的周期性转换相适应，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具有某种风俗活动内容的特定节日。中国传统节日以它特有的内涵陪伴我们一代又一代人走过无数个春秋冬夏，同时也在我们心底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情结。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传统的东西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落伍，而圣诞节、情人节等“洋节”则因其时尚和新奇受到人们的普遍追逐。这种现象的产生是颇为耐人寻味的。中国传统节日的历史与现状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它们具有何种魅力？又为何遭到冷落？这些问题很值得我们去细加揣摩。因为正确地认识节日文化现象，对于发挥传统节日的社会功能，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代人究竟过不过清明节 这是一个问题
清明节是我国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是重要的八个节日：上元、清明、立夏、端午、中元、中秋、冬至和除夕之一。一般是在公历的四月五日，但其节期很长，有十日前八日后及十日前十日后两种说法，这近二十天内均属清明节。
清明节的起源，据传始于古代帝王将相“墓祭”之礼，后来民间亦相仿效，于此日祭祖扫墓，历代沿袭而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固定的风俗。本来，寒食节与清明节是两个不同的节日，到了唐朝，将祭拜扫墓的日子定为寒食节。冬至后一百零五天谓之寒食，从前这天禁火，冷食，故又称“冷节”、“禁烟节”。民间传说寒食是为了纪念春秋时的介子推被火焚于绵山，晋文公下令禁火。介子推是山西人，所以冷食习俗在山西首先流行。旧时寒食断火，次日宫中有钻木取新火的仪式，民间也多以柳条互相乞取新火。
基于清明节的传统，有很多人就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指出传统节日清明节与现代社会的种种矛盾，典型的观点列举如下：
一、就来源而言，清明节始于古代帝王将相的“墓祭”之礼，并不是像我国另两大传统节日春节和端午节般发自民间。究其本质，清明节不过是当官为政者的一场奢侈作秀，其原始的意义压根不是为了纪念祖先，而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落后的科学条件下，人们为追求心理平衡而进行的一种迷信活动。时至当下，清明节的思想和内涵依然保留着它的封建迷信本质，而这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国人头脑的今天，无疑是绝不可取的。
二、由于清明节的封建迷信本质使然，这使得这一所谓节日很容易变相演绎成一种“光宗耀祖”的仪式，不少为富不仁者贪赃枉法者岂能放过如此这般美好“荣归故里”、“衣锦还乡”的良机，不大摆筵席铺张浪费一番简直对不起早已被腐朽的列祖列宗哪！自从这几年清明节成为“国假”以来，张一一先生亲眼目睹攀比之风日盛，谁家的坟墓气派，谁家墓前放的鞭炮多、烧的“房子”大，甚而至于还有焚烧名贵烟酒的……清明节赫然成一场不折不扣的“烧钱秀”，而我劳动人民的疾苦，在清明节蔚为壮观的鞭炮声和火光中是如此卑微。
三、清明节盛行导致各种交通安全隐患。占道销售冥币，祭品摊点以及祭扫活动所导致的影响市容、交通拥堵、污染环境、破坏道路和绿地的问题不时发生，市区各主要街道十字路口及沿街公共绿地、广场周边的安全隐患和环境卫生得到严峻考验，极大的加重了城管人员和环卫工人的工作量。
四、将以汉文化为主要背景的清明节以“国假”形式强加给各少数民族，是对他们生活习惯的极大不尊重，有伤害他们民族感情、强奸他们民族习俗的嫌疑。
五、清明节地位的提高使“风水”等唯心主义思想抬头，助长了在人民群众中弘扬封建迷信的不良风气，不利于我国正如火如荼举行的思想道德文化建设。
现代社会传统节日味道越来越淡
不仅仅限于清明节，多年来人们就一直在感慨传统节日的味道越来越淡，而当“节日”的概念被“假日”所置换以后，节日经济以及由此被挑起的民众度假消费狂潮便成为最为壮阔的时代景观。节日观上的“政治正确”常常把我们的思维引向民族救亡法庭上了无新意的正义判词，似乎本土节日的式微都是外来洋节搞的鬼，于是，有了2005年圣诞节前后冒出来的“保卫春节”一类的盛世危言。关于本土民族文化价值应该如何保护的问题，人们已经争论了至少100年，而且还将继续在同一个层面延续下去，这遮蔽了问题的要害。
事实上，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欧洲，几乎所有的重要传统节日都面临着很大危机。作为文化身份认同仪式的节日，都打上了太多全球化时代的商业烙印。上世纪90年代，包括法国、丹麦等在内的欧洲国家就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化时代的消费文化的渗透伤透脑筋，并试图以弘扬本土文化价值来加以抵御——结果如大家所见，收效甚微。
我们的传统节日大都与古代的农业生产紧密相连，当我们告别农耕社会奔赴工业社会之后，传统节日在工业大生产时代功能开始式微，西学东进，西节也迅速在这片土地上枝叶繁茂起来，甚至有喧宾夺主之势头！圣诞节、情人节、复活节、万圣节、感恩节似乎已经成了光辉的“中国节”，商家的精明造势加上年轻一代的盲目追随则推波助澜——传统节日渐行渐远，西方节日大行其道。
西方节日来势凶猛，但硬要说它们像当年的坚船利炮那么可怕或许有点夸大其词。西方世界的节庆文化虽然在基督教诞生之前就开始萌芽，其真正壮大则是在基督教君临天下之后。自利玛窦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利用儒学经典在中国传播圣经算起，基督教来中国已经四个多世纪了。
相比之下，中国传统节日却没有得到有力保护。1949年以后，大多数节日都被视为封建残余而废除，幸存下来的也只有春节、端午和中秋，其中只有春节被列入了法定节假日。1949年以来我们的全民放假日只有7天，直至1999年国务院发布《全国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才增至10天。这样的水平与中国宋代的69天、日本的15天、韩国的16天、澳门的22天和美国的23天相比，明显过于低下。传统节日的被贬与洋人节日的嚣张构成了这个时代最戏剧化的景象。
远离农耕时代 现代社会还需要传统节日吗？
出生在20多年之前的人还依稀记得每天翻页的老皇历上详细标注着的时令和节日的日期。翻开当下的很多日历，传统节日只剩下了春节。中秋、元宵花灯、清明祭祖、端午悼念、七夕乞巧、重阳敬老、上巳（三月三日）、夏至、中元、冬至、腊八、祭灶等重要的节日都从日历上消逝了。同时消逝的是农业祭祀、祖先崇拜、神灵崇拜、驱邪禳灾等特殊仪式。那些有着上千年辉煌和浪漫的仪式，后人难道只能在古籍中体验？
不能否认传统节日如今确实存在水土不服的成分，但如若将之视为敝屣立刻投入洋节的怀抱无异于挥刀自宫。节日不仅仅是日常生活的调剂，更是维持民族认同感的纽带。有趣但也让人不爽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教师节、美国的教师节、中国台湾和香港的教师节，都是定在孔子诞辰日，即9月28日，我们自己却有意回避这一天。
为什么洋节大行其道而传统节日冷冷清清？学者们认为这是文化自轻和自我殖民。近代历史留给国人的不止是无尽怨怒，还有根深蒂固的自卑。落后与挨打成了人们对近代历史的习惯性总结，麻木自卑甚至憎恨因此成了大多数人对待自身文化的态度。
人类本身只是进化树枝上一个偶然分杈，人类历史背后的如铁规律不过是人类中心论调支配下的一种癖好，现代化进程也不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无法避免的归宿，更不可能成为解救人类的“上帝之城”，相反现代化进程所具有的侵略性对人类“文化生态”的打击却可能是毁灭性的。在这个看上去有点在劫难逃的境遇中，无论是中国传统节日，还是外来的各种洋节，其实都被抽空了，成为徒有其表的摆设而变了味道。比如圣诞节到了我们这里也就是一个消费日，或者时尚标签，不至于对中国传统节日造成多大的威胁。真正的危险反而来自我们自身，像中秋节这样温情的节日，却成为月饼商人炫技卖乖的秀场和无良政客们腐败和投机钻营的通道。
费孝通曾经提出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和文明古国，中国应有这样的文化胸怀和文化志向：“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样的理想同样可以用来表达我们对待节日的态度，不卑不亢。在文化认同感严重缺乏的今天，不是变着法儿打着节的旗号来赚钱来消费，而是带着虔敬之心认认真真过好我们自己的传统节日，这或许才是我们的本分。
2、清明节与现代社会的矛盾：农耕节气在工业时代的末路
核心提示：清明最初是个春天节气而非节日，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周代，清明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农耕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自足的自然经济，具有狭隘的地方性，总不能彻底改变各个民族和地区之间的闭关自守的状态。作为节气的清明节与古代的农业生产紧密相连，当我们告别农耕社会奔赴工业社会之后，传统节日在工业大生产时代功能开始式微，工业时代与农耕节气的矛盾重重，似乎农业节气与城市里的现代人已经渐行渐远。
专家称清明最初是个春天节气而非节日，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周代，清明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
中国古代利用土圭实测日晷，将每年日影最长定为“日至”（又称日长至、长至、冬至），日影最短为“日短至”（又称短至、夏至）。在春秋两季各有一天的昼夜时间长短相等，便定为“春分”和“秋分”。在商朝时只有四个节气，到了周朝时发展到了八个，到秦汉年间，二十四节气已完全确立。公元前104年，由邓平等制定的《太初历》，正式把二十四节气订于历法，明确了二十四节气的天文位置。
二十四节气名称首见于《淮南子o天文训》，《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论六家要旨”中也有提到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气等概念。汉武帝时，落下闳将节气编入《太初历》之中，并规定无中气之月，定为上月的闰月。
二十四节气每一个分别相应于太阳在黄道上每运动15°所到达的一定位置。二十四节气又分为12个节气和12个中气，一一相间。二十四节气反映了太阳的周年视运动，所以在公历中它们的日期是相对固定的，上半年的节气在6日，中气在21日，下半年的节气在8日，中气在23日，二者前后不差1～2日。
农耕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自足的自然经济，具有狭隘的地方性，彼此闭塞；农本经济可以发展到较高水平，包括手工业、商业、以及市集、城镇等等；各个以农为本的地区之间，也可以发生不同程度的交往，并且发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只要还是以农为本，总不能彻底改变各个民族和地区之间的闭关自守的状态。
大约在一万年前，古代世界开始发生了农耕和畜牧。世界上先后出现了几个各具特色的农耕中心。最早的是西亚，在美索不达米亚周围地带，这里的居民最早驯化了野生麦类，发展为种植小麦、大麦的农耕中心。其次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东南亚。中国的黄河流域培育了小麦。中国长江以南以至东南亚、印度恒河一带，则以培育水稻为特色。另外有一个种植玉米的中心是墨西哥。秘鲁可能是另一个种植玉米的中心。还有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内陆，学界认为也可能也有独自发展起来的农耕中心。农耕中心形成以后，就缓慢地向它易于农耕的地方发展。经过几千年后，就欧亚大陆而言，中国由黄河至长江，印度由印度河至恒河，西亚、中亚由安那托尼亚至伊朗、阿富汗，欧洲由地中海沿岸，都先后成为农耕和半农耕地带。这个地带绵亘于亚欧大陆两端之间，形成一个偏南的长弧形。史学界称此长弧形地带为农耕世界。农耕最初是与畜牧结合的。在欧亚大陆，易于农耕的地带基本偏南，即从东到西形成了农耕世界。
农耕经济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重大影响。这种农耕经济能够创造出世界上最早的最先进的文明。但是，它使中国形成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男耕女织，规模小，分工简单，不用于商品交换。农耕文明，受封建思想束缚，闭关自守。中国古代并没有形成典型的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农耕文明发展的后期，越来越限制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我们的传统节日大都与古代的农业生产紧密相连，当我们告别农耕社会奔赴工业社会之后，传统节日在工业大生产时代功能开始式微，工业时代与农耕节气的矛盾重重，似乎农业节气与城市里的现代人已经渐行渐远。另一方面，又在西学东进，西节也迅速在这片土地上枝叶繁茂起来，甚至有喧宾夺主之势头！圣诞节、情人节、复活节、万圣节、感恩节似乎已经成了光辉的“中国节”，商家的精明造势加上年轻一代的盲目追随则推波助澜--传统节日渐行渐远，西方节日大行其道。
3、清明节与现代社会矛盾：帝王宗教迷信强加给百姓习俗
核心提示：清明节始于古代帝王将相“墓祭”之礼，并不是像我国另两大传统节日春节和端午节般发自民间。对此，有学者就指出，清明节像是当官为政者的一场奢侈作秀，其原始的意义并不是为了纪念祖先，而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落后的科学条件下，人们为追求心理平衡而进行的一种迷信活动。时至当下，清明节的思想和内涵依然保留着它的封建迷信本质，另外，将以汉文化为主要背景的清明节以“国假”形式强加给各少数民族，也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他们生活习惯的极大不尊重，有伤害他们民族感情、强奸他们民族习俗的嫌疑。
传统节日是原始崇拜和宗教禁忌观念的存储器
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来看，农业文明起源于远古时期人们在采集、渔猎等生产活动中对自然物候的观察。自然因其与人类生息相关的天然优势而成为了苗族祖先崇拜的第一个对象。“这些自然现象和外界物体，同人一样能说会道，有喜怒哀乐，并有善恶之分。”崇拜导致了宗教禁忌观念的形成。这样的传统节日，直接体现了苗族先民的原始崇拜和宗教禁忌观念。
例如，黔东南地区的苗族为了祭祀“谷神”一年来给人们带来的好收成，而在每年稻谷将熟之际举行“吃新节”；为了祭祀祖先对自己一年生产生活的护佑，而在冬月的第一个卯日举行隆重的“苗年节”。贵阳地区的苗族为纪念传说中抗击官军在喷水池附近遇难的英雄亚努，而于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到喷水池附近聚会，逐渐形成了“四月八”节日。
在上述节日中，把曾经为自己民族立下汗马功劳的神话英雄视为自己的保护神，是苗族先民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对自然界拟人化理解的结果，蕴涵了某种古朴的自然崇拜观念；而在“吃新节”前禁止人们在田里收谷子食用，则是“谷神”崇拜导致的禁忌观念的体现。由此来看，原始崇拜正是通过制度化了的节日祭祀仪式或禁忌，符号化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清明节与现代社会的矛盾：帝王宗教迷信强奸百姓民族习俗
清明节的起源，据传始于古代帝王将相“墓祭”之礼，后来民间亦相仿效，于此日祭祖扫墓，历代沿袭而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固定的风俗。本来，寒食节与清明节是两个不同的节日，到了唐朝，将祭拜扫墓的日子定为寒食节。冬至后一百零五天谓之寒食，从前这天禁火，冷食，故又称“冷节”、“禁烟节”。民间传说寒食是为了纪念春秋时的介子推被火焚于绵山，晋文公下令禁火。介子推是山西人，所以冷食习俗在山西首先流行。旧时寒食断火，次日宫中有钻木取新火的仪式，民间也多以柳条互相乞取新火。
对于，湖南学者张一一还有以下的观点仅供参考：
一、就来源而言，清明节始于古代帝王将相的“墓祭”之礼，并不是像我国另两大传统节日春节和端午节般发自民间。究其本质，清明节不过是当官为政者的一场奢侈作秀，其原始的意义压根不是为了纪念祖先，而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落后的科学条件下，人们为追求心理平衡而进行的一种迷信活动。时至当下，清明节的思想和内涵依然保留着它的封建迷信本质，而这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国人头脑的今天，无疑是绝不可取的。
二、由于清明节的封建迷信本质使然，这使得这一所谓节日很容易变相演绎成一种“光宗耀祖”的仪式，不少为富不仁者贪赃枉法者岂能放过如此这般美好“荣归故里”、“衣锦还乡”的良机，不大摆筵席铺张浪费一番简直对不起早已被腐朽的列祖列宗哪！自从这几年清明节成为“国假”以来，张一一先生亲眼目睹攀比之风日盛，谁家的坟墓气派，谁家墓前放的鞭炮多、烧的“房子”大，甚而至于还有焚烧名贵烟酒的……清明节赫然成一场不折不扣的“烧钱秀”，而我劳动人民的疾苦，在清明节蔚为壮观的鞭炮声和火光中是如此卑微。
三、将以汉文化为主要背景的清明节以“国假”形式强加给各少数民族，是对他们生活习惯的极大不尊重，有伤害他们民族感情、强奸他们民族习俗的嫌疑。
四、清明节地位的提高使“风水”等唯心主义思想抬头，助长了在人民群众中弘扬封建迷信的不良风气，不利于我国正如火如荼举行的思想道德文化建设。
4、清明节与现代社会矛盾：郊游恋爱变平常 习俗渐消亡
核心提示：清明郊游之俗由来已久。先秦时期，史书记载践巨人迹而生弃（后稷），是最早的女子因郊游而生子，自然是男女欢会的结果。周代，郊游之俗“会男女”的内容被明文写进国家法典。到了春秋时期，郊游之俗已经与狂欢节无异了。魏晋时加进了文人的流觞和赋诗，唐宋又发展为踏青。而现代人工作忙碌、人际关系愈来愈疏离，郊游、恋爱也已经变成平常事，现在的中国人在清明节，除了扫墓祭拜，也并不清楚在这一天里还有插柳、蹴鞠、放风筝的风俗。对此，作家冯骥才说：当这些民俗消失殆尽时，清明节的内涵也将随之消亡。
清明，“节日”仍存在 “感觉”已消亡
“清明不只是扫墓祭拜，这一天里还有插柳、蹴鞠、放风筝的风俗”，知名作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在第三届中国清明（寒食）文化论坛上说，“当这些民俗消失殆尽时，清明节的内涵也将随之消亡。”
冯骥才表示，国家舍弃3天的GDP，而将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增补为法定节日，不是件小事。他说，当前有不少公众特别是年轻人不了解节日文化内涵。因此在平常的节日里，生活也是空空荡荡、无事可做。久而久之，传统节日便退化为普通的假日，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他举例，韩国的端午节至今仍保留着荡秋千等传统，日本的樱花节也必须穿和服。而中国人在清明节，除了扫墓祭拜，却并不清楚在这一天里还有插柳、蹴鞠、放风筝的风俗。“当这些民俗消失殆尽时，清明节的内涵也将随之消亡。”
冯骥才还表示，人民是节日遗产的携带者，更是节日的传承者。他说，节日建设不应只由政府、专家打造出来，而更需要符合节日的主题。“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因而他提议，促使全民对节日实现集体认同，需从下一代抓起。同时，节日文化应该更多地与地域文化特点相结合，使之切实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灵深处，“让孩子们在节日中享受中华文化是我们的目标、更是我们的责任。否则，节日文化传承就是空谈”。
英国平均每十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感到寂寞，分析原因，现代人工作忙碌、人际关系愈来愈疏离是主要原因。网络可能让人封闭起来，不过即使不出门，它也可以让你和全世界联系，然而这样的联系，和面对面的互动，毕竟不同。调查显示，18到34岁的受访者，有将近六成经常、或是有时感觉寂寞。
清明郊游文化蕴涵三次演变：男女欢会，文人雅集，士女踏青
清明有郊游之俗。每至此日，多有青年男女结伴出行郊外，寻青山绿水之地纵情游玩，或藉草饮宴，或临流高歌，好不畅快！正如宋人吴惟信《苏堤清明即事》一诗所咏：“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
其实，清明郊游之俗，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了。《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即燕，契为殷人之祖。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契，虽是知其母而不知其父时代的一种传说，但燕子来时即仲春时节，古代有娀氏的女子简狄一行三人正浴于河中却是事实。这与周人女祖先姜嫄春天出行郊外，践巨人迹而生弃（后稷）的故事，同为史书所记载的两次最早的女子郊游。因郊游而生子，自然是男女欢会的结果。后世讳言，故以“吞卵”、“践迹”之说而为其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但我们却可以据此说，这种以春天、水边和男女欢会为背景的郊游习俗，远在4000多年前即已经出现了。
到了周代，郊游之俗不但持续不衰，而且还得到了官方的正式承认，并将“会男女”的内容也明文写进了国家的法典。在仲春之月（即夏历的二月），不但民间恋爱自由，“奔者不禁”，而且政府又发布命令鼓励男女相会。而对于那些没有正当理由而不执行命令的，还要“罚之”。当然，这是指那些还没有成家的男女而言，若已有家室者，不在此例。但就是这样，郊游的场面也便空前地热闹起来了。在那桃花盛开、春水涣涣的溱河和洧河岸边，一群群的青年男女正手执香花香草，边互相调笑，边沿河游观。诗篇还用特写的镜头，记录了一对恋人的谈话。只听女的说：“到前面看看吧！”男的说：“已经看过了。”女的又说：“再看看吗！那洧河岸边，场面真是太盛大而又令人快乐了。”可以想见，春秋时期郑国的郊游之俗，实与后世的狂欢节差不多了。
到了汉代，随着礼教的加强，郊游之俗已由周代的“仲春之月”而缩减为三月上旬的第一个巳日，即所谓“上巳节”。而节日期间，无论帝王还是百姓，都要到水边洗濯，以除不祥，从而更突出了郊游中的祓禊（除去不祥，祈求福祐）习俗。据《汉书·外戚传》记载，汉武帝即曾“祓霸上”，《汉书》注引孟康曰：“祓，除也，于霸水上自祓除，今三月上巳祓禊也。”但即使是官方在有意往祈祷仪式方面引导，而民间的上巳日却仍然是男女欢会的佳节。自魏以后，郊游的日子又被固定在每年的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41人在会稽郡山阴县（治所在今浙江绍兴）西南的兰亭所进行的郊游，便是一次典型的文人雅集。王羲之《兰亭集序》记其盛况云：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41人在会稽郡山阴县（治所在今浙江绍兴）西南的兰亭所进行的郊游，便是一次典型的文人雅集。王羲之《兰亭集序》记其盛况云：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虽然春天和水边的背景不变，而男女欢会的主题则变为文人的流觞和赋诗了。觞即酒杯，所谓“流觞”，即用耳杯盛酒置于环曲的水上，任其漂浮，杯子到了谁的面前，谁就饮酒赋诗。这便形成了以文人雅会为主要特征的魏晋郊游习俗。
唐宋以降，踏青又成为清明郊游的一大主题。陈元靓《岁时广记》引唐人《辇下岁时记》云：“三月上巳，有赐宴群臣，即在曲江。倾都人物，于江头禊饮踏青，豪家缚棚相接，至于杏园。”杜甫《丽人行》诗亦云：“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其所谓水边，即长安城南的曲江池。池为汉武帝所造，至唐又大加兴建，遂成为一处水波荡漾、佳木如荫的郊游胜地。宋代郊游与唐代大致相似。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清明期间“都城人郊游”玩赏的情形说：“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轿子即以杨柳杂花装簇顶上，四垂遮映。”而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便是当时东京（今开封）的清明时节，人们扫墓、踏青归来的真实景象。
明、清迄今，清明郊游也仍以踏青为主。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五）记明人郊游云：“水从玉泉来，三十里至桥下……岁清明，桃柳当候，岸草遍矣。都人踏青高粱桥，舆者则褰，骑者则弛，蹇驱徒步。既有挈携，至则棚蓆幕青，毡地藉草，骄妓劝优，和剧争巧。”清人钱琦《台湾竹枝词》亦云：“提壶挈榼坐平沙，恣意春游到日斜。”直到今天，那些清明郊游者不到日暮也是不肯回归的。所不同的是，今人郊游多半为男女结伴而行，于出行地的选择，也越来越倾向于清幽之处，在领略自然风光、感受春情春意的同时，又把郊游作为畅叙友情和爱情的大好时机了。
由男女欢会，而文人雅集，而士女踏青，这是清明郊游文化蕴涵的三次演变；由仲春、而上巳、而三月三、而清明节，则是清明郊游在时间上的逐渐固定。在这种演变中，清明郊游又同其它所有的文化习俗一样，经历了一个由原始自发到礼仪固定，最后又回到民间的过程。
5、“祭祖”是中国传统国教 祭奠死人为对活人产生意义
祭奠死人是为了对活人产生意义
中国自古就有祭拜先人的孝道传统，对于中国人“入土为安”的生死观，夏学銮教授认为清明祭奠对活着的人存在更大意义，“进行对后代孝道的教育；与家人有个团圆的机会，比如家庭成员不和睦的，看在先人的面也能稍微冰释前谦”。人们并不是真的相信去世的人还有知觉，能感受到我们的情意，而更多的是一种中华民族的孝道传统，所以祭奠死去的人是为了对活着的人产生更大的意义。
“敬天祭祖”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宗教传统
祭祖是由于祖先崇拜而产生的一种仪式。祖先崇拜是鬼神崇拜的发展，也是鬼神崇拜的一种形式。祖先崇拜和一般的鬼神崇拜不同的是它有长期固定的崇拜对象，并且与崇拜者有血缘关系。人们尊崇祖先的亡灵，定期举行祭祀，认为祖先的亡灵会保佑子孙后代，赐予他们幸福。后来人们又用这种民间信仰来维护宗法制度，因此，中国古代特别重视祖先崇拜。从商周开始，丧葬、祭祀便成为重要的礼仪系统。重丧，所以尽哀；重祭，所以致敬。中国古时的祭祖活动都是在宗庙里举行的，祭祀时所用的器具、摆设、祭者的服饰、仪仗与祭祀的程序，都依主祭人的身分等级及祭祀名目的不同而有着详细、严格的规定。祭祖成了维持统治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所谓「报本反始，民德归原也」。因而，祭祖以及由此而形户的一系列宗庙制度，就成了中国伦理文化的中心。
牟教授是这样评价这一宗教传统的重要性的：“研究中国中世纪的宗教而不研究传统的祭天祭祖祭社稷，就不只是部分的短缺，而是主导线索的丧失，其失误是根本性的。”
其实，只要我们粗略翻一下二十五史中的《礼志》或《礼乐志》，就会承认：在中国历史上，这一“敬天祭祖”宗教信仰的社会地位和所产生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其它任何宗教。无论对皇帝、官员、还是对普通百姓来说，佛教、道教只是“业余爱好”，可以信也可以不信；但祭天地、祭宗庙、祭社稷等则是皇帝必须履行的政务，各级官员也都有明文规定的官祭对象和官祭制度，军民人等也不能不敬“天地君亲师”（民国后改为“天地国亲师”）、不能不祭祖。
西方人遇事时是祈祷“上帝保佑”；而中国人的传统则是祝告“上天”、“苍天”、“上苍”或“皇天”。如果遇到什么意外，西方人脱口而出的是“MyGod！”而大多数中国人脱口而出的则是“天哪！”“老天爷！”西方人得到什么福泽，总是说“感谢上帝”、“感谢主”；而中国人则习惯说“谢天谢地”。西方人总爱说“上帝的意旨”、“上帝的指引”；而中国人则是说“天意”、“天命”。
西方人举行婚礼是去教堂，由牧师代表神做见证；而中国人举行婚礼则是“一拜天地，二拜高堂（指父母双亲）”。西方人将去世称为“见上帝”；而中国人将去世称为“归天”。佛教传入后，中国人去世有时也说“归西”；但百姓平民去世可以说“归西”，而皇帝、大臣、重要人士去世还是要称“殡天”、“归天”。西方人的丧礼由牧师主持仪式；东南亚一些佛教国家的丧礼据讲是由僧侣主持。据《仪礼》，中国古代丧礼是由一种叫“祝”的人来主持。后来佛教传入后，中国人的丧礼也可以请僧道，但并非必定；而且僧道只管诵经、做法事，没有担任主持人的。
将这种以“敬天祭祖”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宗教称为“中国民间宗教（Chinesefolkreligion）”的确是太小瞧这一宗教传统了，因为“敬天祭祖”一直是各朝代皇家最重要的崇拜祭祀活动。有些西方著作将这种敬天祭祖活动放在“中国古代宗教（Chineseancientreligions）”的标题下进行叙述，这一名称还比较说得过去。如上所述，利玛窦也将这种宗教传统称为“古代的”宗教。
但“中国古代宗教（Chineseancientreligions）”这一名字会使人产生误解，以为这种宗教传统后来就消失了。但如我们所知，直到辛亥革命，这种“敬天祭祖”始终是举国上下最重要的宗教活动。还有的西方著作中将这种以“敬天祭祖”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宗教称为“原初的基本的中国宗教（theoriginalbasicChinesereligion）”，感觉这一称呼与“中国古代宗教”相仿，有合理性，但也会给人以这种宗教后来消失了的错觉。
从世界范围看，像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那样有明确创始人、有特别入教仪式、有特别名字的宗教在数量上反倒是少数。大多数古代宗教都是没有明确创始人、没有特别入教仪式、没有特别名字、由该地区上古先民自发形成的“全民性宗教”；如果一定要命名的话，一般是用其国家或民族的名字来命名。例如，谁知道古代埃及宗教、古代希腊宗教、古代罗马宗教的创始人是谁？有什么入教仪式？叫什么特别的名字？都没有。如果一定要给个名字来称呼的话，一般是用其国家或民族的名字来命名，称之为“古埃及宗教”、“古希腊宗教”、“古罗马宗教”。犹太教、印度教也都是这种用其国家或民族的名字来命名的宗教。
以“敬天祭祖”为主要内容的这一中国传统宗教也是这种没有明确创始人、没有特别入教仪式、没有特别名字、由中华上古先民自发形成的全民性宗教。如果一定要给个名字来称呼的话，那好像也应该用国家或民族的名字来命名，所以称之为“中国传统宗教（Chinesetraditionalreligion）”或“中国传统国教（Chinesetraditionalstatereligion）”似乎比较合适。如果仿照“印度教”“犹太教”的称呼，称之为“中国教”或“中华教”（China-ismorChinese-ism）似也均无不可。
当然，这一以“敬天祭祖”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宗教由于与儒学“合作相处”时间最长、“交集”部分也很大，特别是与“上古儒学”的“交集”部分更大，所以如果将这一以“敬天祭祖”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宗教称为“儒教”，人们也能理解。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儒教”是这一以“敬天祭祖”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宗教的“别名”。但应当明确，这一以“敬天祭祖”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宗教与“儒学”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不能误解为只有“儒者”信奉，如前所述，源于中国本土的各家各派都没有不“敬天祭祖”的。
做一个也许并不很恰当的比喻：周树人一生用过很多笔名，直到38岁才用“鲁迅”这个名字。但由于他用“鲁迅”这个笔名时间最长、所发表的有影响的作品最多，所以“鲁迅”这个名字反倒比他的本名“周树人”更为人所知。但“鲁迅”这个名字并不代表周树人的全体、与周树人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周树人”这个名字不仅比“鲁迅”更原本，而且涵盖范围也更广，因为周树人不仅仅用过“鲁迅”这个笔名，还用过很多其它的名字。
同理，儒学虽然与这一中国传统宗教“合作相处”时间最长，人们也可以习惯性地称这一中国传统宗教为“儒教”。但“儒教”这个名称并不能代表这一中国传统宗教全体，因为这一中国传统宗教要比“儒教”这一名称更本源、涵盖范围更广，而且这一以“敬天祭祖”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宗教与儒学之间彼此都有一些并不“交集”的部分。
请本文作者与本栏目联系。
6、清明缅怀故人的至深精神是为做生死沟通
清明节不仅是一个传统节日，还应该是今天和未来的大众节日，应该强调其“保存记忆，沟通心灵”的功能。
近年来常听到这样的议论：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爱过洋节日，却忘了我们的传统节日。又有人感叹，为什么洋节日可以过得热热闹闹，我们的传统节日“味”却越来越淡？其实，东方也好，西方也罢，任何节日都离不开它的宗旨和内容。圣诞等节日是宗教性的，所以只要这种宗族信仰存在，节日就会延续。世俗的节日则离不开具体的活动。如果那些活动吸引不了民众，或者无法再进行，这个节日就名存实亡，除非找到新的、有吸引力的活动。
从先秦发展到近代，清明节的主要活动是扫墓、祭祀、寒食、踏青等，其中最重要的还是生者与死者的沟通。先秦和秦汉时代，“视死如生”是人们的普遍观念，一般人都相信，人死了后还继续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地下或另一个世界。所以除了在安葬时为死者提供必要的“生活”基础外，还得有经常性的维护和补充。经过一个寒冬的冰霜雨雪，死者的居所需要维护、清扫和美化，这就是扫墓和祭祀的出发点。也正因如此，清明扫墓和祭祀，历来不限于自己的祖先或亲人，还包括民族共同的祖先和圣贤先烈。
清明节不是一年中唯一的祭祀，也不是最隆重、丰盛的祭祀，但清明是离死者最近的祭祀——一般都在墓地举行。所以除了祭祀的形式和物质部分外，还必然包括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心灵沟通。在这过程中，个人、家族、人群、民族、国家的重大往事，必然得到一次次的回顾和追忆，对历史的记忆就这样形成和保存。就国家和知识阶层而言，历史可以通过书面记载或传统典籍加以保存。但对绝大多数并不具备文字记载的权力和能力的人来说，这样的记忆是他们传承历史的唯一途径。
在世界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没有中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无比珍视自己的历史，而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正是通过无数次与先人的心灵沟通，口耳相传地保存着对先人的记忆。例如，中华民族通过不断的迁徙使疆域得到扩展，文化得到传播，人口得到繁衍。但不管迁到哪里，移民的后裔都会追根寻源。直到今天，山西洪洞大槐树、湖广麻城孝感乡、江西瓦屑坝、苏州阊门外、南京杨柳巷等地还是亿万移民后裔祖先的圣地、心中的根。这些移民过程，正史中很少提及，它们能流传至今，就是靠一次次清明节扫墓和祭祀，将祖先筚路蓝缕的迁移、艰苦卓绝的开拓和种种嘉言懿行告诉子孙后代。这些记忆还随着人口的迁移，传播到海外的华人聚居区，遍布世界。
今天，多数国人不再相信死者存在于另一个世界，多数死者已实行火葬，甚至不再保留骨灰，不建坟墓。清明节的扫墓和祭祀的形式已发生很大的变化，但保存记忆和沟通心灵的功能不仅依然需要，而且应该不断加强。近年来，各地已经恢复或新设了不少祭典，但大多只注重形式，忽略了它们“保存记忆，沟通心灵”的功能。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清明节不仅是一个传统节日，还应该是今天和未来的大众节日，那就得为保存记忆、沟通心灵创造相应的活动内容和形式。
（作者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
7、缅怀逝者保存共同记忆 清明节成家族团圆日
中新网杭州4月5日电(记者龚读法 实习生金斌)清明节是中国著名的传统节日之一，这一天的主要活动是扫墓、祭祀、寒食、踏青等。在这万物复苏、吐故纳新的时节里，缅怀祖先，祭奠亲人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仪式，而借助清明这一特殊的日子，家族的成员在这一天聚首，分享回忆、交流感情。4月4日清明节，记者在杭州市区以及周边县市采访发现，在清明节，人们已不再单纯的表达对逝者的缅怀，更多了生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4月4日一大早，家住杭州市桥西直街的王大妈便开始动手准备清明节的祭奠物品。“清明节之前，家里就已经准备今天要去给去世长辈扫扫墓的，孩子们都放假了，过一会儿就都会过来了。”王大妈一边准备着一些特色寒食，一边对记者说道，“平时大家都忙着工作，想聚一下都很难，不过清明节这一天意义重大，不用通知，每个人都会自发的放下手头的工作去看望自己的过世长辈，一家人也可以趁机好好地聚一聚了。”说话间，王大妈脸上显出满足的笑容。
据了解，杭州的许多市民在清明节这一天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个家族的成员共同扫墓的形式。长辈原本就是属于一个家族里的所有人的长辈，大家共同前往祭奠，不但能够表达对逝者最大的尊重，对于这个家族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交流沟通的机会。
在杭州半山公墓，一位手捧洁白雏菊的市民表达了自己对清明节的独到见解，“清明节主要是祭祀与踏青，但是它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清明节与除夕、中秋一样，也可以说是每一个家族大团圆的日子，在清明这一天，大家因为共同的记忆而聚集在一起，因为有共同的亲人而使得相互之间的亲情变得更加牢固。”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清明节，杭州市民都会选择在上午出门扫墓踏青，祭奠先辈亲人之后，一家人便会好好团聚一番，那情景颇有些类似于除夕夜的大团圆。生者的团聚，给这个阴雨绵绵、思亲断肠的特殊时日增加了许多暖意。保存大家共同的记忆，并由此增加彼此之间的沟通，成为清明节大家的共同愿望。
8、清明关注“死”更赞美“生” 精神安顿是主要功能
核心提示：清明是一年之中万物最具生机的时节。也是人们外出、踏青、沐浴清新空气、享受自然情趣的时节。清明关注“死”，更加赞美“生”，清明的精神是将“生死并置”。清明时节更需要更多地关注人们的生活和生命——珍爱生活、珍爱生命。清明祭奠先祖、先烈，应当突出一个‘敬’字。对先祖要敬，对先烈要敬，对祖国要敬，对人民要敬。儒家学说，“修德之功，莫大于敬”。“敬”要敬天、敬地、敬祖、敬民、敬业、敬己。心存虔敬，行必谦恭；做人处事，谦虚谨慎。“满招损，谦受益”是普遍真理。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加快，现代化的快节奏、流动性强的生活方式也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适应。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春节、中秋、清明等许多传统节日的内涵也在逐渐变化，那么如何赋予传统节日新的内涵和活力，这将是保护中国文化遗产、维护和继承传统节日的重要课题。
就在清明将至的时候，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了“清明节文化论坛”，大家共商现代化之下如何过好传统节日。专家们提出，可通过“家训堂”等途径传承家庭传统美德，让公众在清明节养成自省的习惯，利用清明踏青对孩子开展教育等。此外，在清明节植树、美化小区等亲近自然的做法，也适合城市居民的节日生活。还有专家建议，让节日出游比平时更有文化味儿。
传统节日与自然的和谐
传统节日往往不仅仅包含着社会文化的内涵，有时候还具有浓厚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内涵，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联合大学教授刘德谦表示，研究这些节日会给我们新的启示，“清明节和中国许多传统节日一样，它的文化内涵是异常丰富的。它融合了中国的三个传统节日，即寒食、清明、上巳。这三个节日的来源和文化内涵并不雷同。比如‘上巳’，这个远古用洗浴来‘祓除不详’的‘修禊’的日子，后来渐渐地发展为了在水边休息娱乐的日子。这在春秋时代就是这样了。虽然它包容的活动很多，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意识到在水边的环境才是它的核心所在，而不用‘戴柳’‘踏青’去误导民众，那么它就有可能摆脱旧时活动产生的生态负效应。如果我们又注意到了其诸多健身娱乐活动中的蹴鞠（被公认为现代足球的起源），有意去发扬它，也许能提升中国足球界旧貌换新颜的决心。”
清明关注“死”更赞美“生”
即将到来的清明节不仅是祭祖的日子，同样也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员李建平表示，发挥节日本身所具有的内涵，更能让人悟到生活的美好。他说：“首先，清明节是祭祀日，其文化内涵是祭祖不忘祖，缅怀先人业绩，感谢先人的恩惠，核心是传递人类之情感。同时，清明还是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是一年之中万物最具生机的时节。也是人们外出、踏青、沐浴清新空气、享受自然情趣的时节。清明关注‘死’，更加赞美‘生’。了解这样一个道理，我们在清明时节就不要异化祭扫活动，一味烧纸钱，奢侈大办，而是要更多地关注人们的生活和生命。特别要关心青少年，要倡导他们珍爱生活、珍爱生命。”
精神安顿是节日主要功能
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李松认为，节日是以安顿社会精神为主要功能的时间节点，是全社会的，不应该落下任何一个人，尤其是清明节。李松还建议：“首先要明确节日是以精神安顿为主要目的的社会安排，不宜过分强调其中的经济因素。其次，通过不同层级政府部门对先烈、先贤祭奠的官方活动与民间传统活动的互动，强化国家意识、集体意识和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的认同。其三，选择植树造林等公益事业与清明踏春的习俗结合。其四，遵循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尽可能地为节日中广大民众的实际需求提供服务，如扫墓路上的交通、祭奠用品等。其五，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和传媒，为新时期节日文化提供与时俱进的活动空间和文化平台，如网上祭奠等。此外，还要特别关注和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
9、活着是一种修行 人生无常责任为大
核心提示：三毛曾说：“人生的聚散本来在乎一念之间，死只是进入另一层次的生命，聚散无常也是自然的现象，实在不需太过悲伤。”人说生命是初生的无知、少年的天真、青年的成熟、中年的练达、老年的愤世疾俗；人说生命是母亲的慈爱、父亲的严厉、爱人的柔情、朋友的关切，是世上一切情感的组合体，我们每个人来到了这个世间，短短数十载的光阴，我们又回到了天堂。生命，是一项随时可以终止的契约。生命，更是一个荒谬的玩笑，总是在最精彩时刻戛然而止，然后留下无数破碎片段，苦苦地折磨每一个活着的人。
以往我每次回乡下老家，儿时的几个伙伴都要上门来与我聊上一阵子，我也去他们家走走。这次“十一黄金周”回老家，我震惊不已：他们中一个遇车祸身亡，另一个染急病去世，还有一个患上不治之症！我顿觉生命的无常，产生对生命的敬畏之感。
死亡，本是一个残酷的字眼，而不到一年，竟有三个同龄人与我天人相隔，让人情何以堪！
生命是什么？人说生命是初生的无知、少年的天真、青年的成熟、中年的练达、老年的愤世疾俗；人说生命是母亲的慈爱、父亲的严厉、爱人的柔情、朋友的关切，是世上一切情感的组合体；人说生命是余晖衬夕阳、青松立峭壁、万里平沙落秋雁、三月阳春映白雪，是宝刀快马、金貂美酒、冷月孤歌的漂泊。
生命，又是一只无常的手，翻过来又覆过去，让人瞬间直达云霄，瞬间跌入深渊。伴随着一阵哭声，我们每个人来到了这个世间，短短数十载的光阴，我们又回到了天堂，这就是人生，两点一线式的生命历程。有多少人结伴而行？有多少人印证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生命，还是一项随时可以终止的契约，撕毁太过简单。可以和谁相约一生，携手走到尽头？终究，还是聚散无常。没有谁能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没有谁能肯定自己还能抓紧些什么，没有谁能预言生命的明天是个什么模样，没有谁能知晓上天会突然带来什么带走什么。我们，只能小心翼翼。
生命，更是一个荒谬的玩笑，总是在最精彩时刻戛然而止，然后留下无数破碎片段，苦苦地折磨每一个活着的人。三毛说：“其实人生的聚散本来在乎一念之间，死只是进入另一层次的生命，如果这么想，聚散无常也是自然的现象，实在不需太过悲伤。”真的可以这么想么？真的可以这么做么？当你在亲身经历那种生离死别的时候，真的可以这么豁达淡然么？怎么可能！
自古以来，女子的生命似乎特别轻贱。女子的生命是貂婵轻舞的团扇，是昭君出塞的风沙，是杨玉环抛上树的白绸，是西子坠湖时的涟漪，是绿珠溅落的鲜血，是黛玉葬花的悲吟，是窦娥赴刑场的怒火，是白娘子被压塔下的凄苦——红颜薄命啊！
那么男儿呢？“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丞相横槊赋诗慨叹人生苦短。列御寇御风而行，超然洒脱；庄周不被世俗所累，归隐田园；李白淡薄名利，留下千古佳话……反观周兴、来俊臣之辈贪图钱财，使自己一生不得安宁；卫青曾与霍去病抵抗匈奴立下大功，却为了功名害死李广，自己也忧郁而终。生命应得到善待，但凡追名逐利而不折手段者，其生命也将暗淡无光。
一次聚众讲道时，佛祖问众弟子：“人生有多长？”有个弟子回答：“50年。”佛祖说：“不对。”弟子又说：“40年。”“30年。”“20年”……答案越来越小，最后有个弟子甚至回答：“一个小时。”佛祖依然笑着摇了摇头。有个弟子忽然茅塞顿开，说道：“人生难道只在一呼吸间？”佛祖听了，笑着点点头。
不错，人的生命就在一呼吸间，即使长命百岁，也无非是一呼一吸的多次重复。“人生七十古来稀，三分之一要睡去……”朱自清先生曾在《匆匆》中为我们算这一笔账时，告诫青年们要珍时、惜时。鲁迅先生也曾当头棒喝青年们：“时间就是生命。”虽然都欣赏“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人生哲学，但生命乃是人们最初的珍爱。惟有生命的存在，才有可能言及其它。
卡缪认为：“如果有罪，不是因为你对生命感到绝望，而是因为你把希望寄托在来世，放弃今生无可取代的美好。”表面上他的主张正好与宗教家们唱反调，实际是他看到了生命的短暂和无常，呼吁世人要善待生命，要利用这难得的人生去寻找自心的清净，还心灵一片宁静的天地。因为有生就有死，死亡等归于零，“生往何来，死往何去”，人死了，就不存在了，但人活着，就存在着，并非一无所有。“众生皆有佛性”，只要还活着就有了悟的机缘，就有显现佛性的机率，就有弘扬真、善、美的可能。
契诃夫说过：“要是已经活过来的那段人生只是个草稿，另有一段誊写的人生该有多好啊！”台湾作家余光中也曾有“假如我有九条命就好了”的慨叹，他希望用第九条命从从容容的过日子，看花开花谢，人来人往，并不特别追求什么，也不被“截止日期”所追迫。其实我们又何尝不是时常产生如此的念头？但这只是我们不切实际的想法，充其量也只是个不能实现的梦想而已。正如著名作家蒋丹所言：“人来世上是个偶然，而走向死亡是个必然。”
人生短短几十年，何其短暂又是何其宝贵啊！“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人物，有名的、无名的，都曾在我们所站立的地方生活过，而今却化为一抔黄土。于是又想起保尔·柯察金的那段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这仅有的一次生命应该怎样度过呢……”谁都知道生命的可贵，但是又有多少人真正懂得去善待生命呢？
生活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每天都在忙着学习、工作、考试、应酬……还有必不可少的吃喝拉撒睡玩。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快节奏当中，于是不管事实如何，“忙”成了我们生活中最经常的慨叹与借口。我们没有时间去思考。也许只有当我们身体有恙时，我们才会意识到生命是如此的脆弱。
“生命不仅可以用年月计算，有时事件也是最好的日历。”谁都知道生命是最宝贵的，但很少有人懂得善待生命。除了生与死能引起几声欢呼、几阵痛哭外，健康生活在世上的人很少会想起生命，认为拥有生命是一种幸福。
“你活在世上幸福吗？”我问。“幸福？我还赶不上百万富翁的一半儿呢！”有人如是答。于是在他们的眼里，生命就是手中的巨额支票、股市上跳跃的荧光屏、餐桌上的珍馐佳肴、豪华的别墅加豪华的轿车。
打开报纸，触目惊心的关于生命的消息：洪灾、绝症、饥饿、暴虐、谋杀、事故……满眼是苦苦挣扎的生命。放下报纸，又整个人投在紧张的生活中，把那些令人心悸的事抛在脑后：“想那些干嘛？我总要活嘛。”我们只顾埋头生活，忘记了生命的存在。我们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行走在车水马龙的街上，毫不在意多少生与死曾经或也许发生在身旁。
生命原是一个危险的旅程，当我们跨出生的一步，也同时迈向死亡。意外、疾病，随时都可能夺去我们的生命，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使这仅有的一次生命变得绚丽呢？善待生命，生命就将幻化为七色燃烧的彩虹。
或许，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遇到了太多的虚伪、脆弱、冷漠、麻木、颓废……使我们怀疑生命的真谛，会琢磨怎么样才能使生命绽放绚丽的光芒，怎么样才能寻找生活的多姿多彩，坚定“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信念，加深“月是故乡明，露从今夜白”的思念，执着地追逐自己那个美丽的梦。然而，在我们跋涉了一段人生之路后，驻足回首，会感到一种心灵的疲惫与迷茫，“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如何才能走出这无尽的迷宫？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我顿悟到，一个睿智的人绝不会因为路途的风险与坎坷而懈怠，放弃那本来美好的梦。这样，七尺男儿才能披荆斩棘，以更大的热情与毅力继续生命的旅途，完成我们生命的使命。
我想，每一个活着的人，都要时常地问自己：属于自己的生命还有多少呢？当我们不得不承受离别的痛苦，不要流泪，要笑对生命的无常。因为在另一个世界里，你的亲人在默默地看着你，他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坚强、好好活下去的你。
不要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感悟出生命的美好。在拥有生命的每一天里，学会善待生命，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份情感。
10、死亡是人类的节日 落叶归根死于安乐
核心提示：史铁生《我与地坛》中说：“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是人类的一个节日。”席慕蓉《幕落的原因》中写：“在掌声最热烈的时候／舞者悠然而止／在似乎最不该结束的时候／我决定谢幕……上帝需要有足够的智慧／来决定／人生幕落的时间。”人们害怕死亡不是缘于害怕“死”的本能，而是因于喜欢“生”的习性。一是“怕生”。每个小孩都怕见生人，成人不仅依然怕见“生人”，而且怕见“生事”。二是“有话”。朋友相聚，有话要说，依依不舍。
在2010年最后一天黎明时分，史铁生离开了人世。他的《我与地坛》第一次指引我思考生存和死亡的意义。“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是人类的一个节日。”
死亡是人的各种可能性中唯一必须由自己承担，而且必须实现的可能性。在日常生活状态中，我们避而不谈自己的死亡，是因为我们畏惧死亡。一旦我们明确了死亡的不可逃避，必须自己担当，死亡的可能性就直接剥离了人与他人、与社会的关联，使之成为自己最本己的事情。但这也同时催生出“人的存在的意义”问题，人的生存只有在生活世界中才能赢获荣光与尊严。
在一项调查中，73．9％认为追求生命质量是实现生命价值的重要目标，人应当维护生命尊严或者应该活得有质量，26．1％认为生存是最基本的人权，保障个人生存是无条件的。作为人的生命过程中的死亡阶段的一种良好状况和达到这种良好状况的方法，安乐死不是一种人工死因或一种致死手段，其目的在于避免死亡的痛苦和折磨，改变死亡前的自我感觉状态，维护死亡时的尊严。
关于生死，许多人在孩提时代都一定朦胧地想过，因为每个“幼稚”的人都渴望：我能永远活下去就好了。孩提时代的人生，刚刚尝到人生的甜头，不谙世事，无忧无虑，在心里对世界充满着好奇和求生的欲望。可是人长大了，以为死是人生理所当然的事情，除了怕死，就不再去思考“死”的问题；二十岁以后再去思考“死”的人，就多半不是生活中的常人。所以思考“死”问题的只有两种人：极幼稚和极成熟的人。
人为什么会死啊？我的回答是：因为“人”注定要死，任何人对“死”都没有回天之力。那么“死”是谁“注定”的呢？读过我的人生理论的人一定会推测出我的回答：“死”是超人力量决定的。其实这个回答没有新意，在人类最早的智慧中就已经发现“死”的定数，如产生于古巴比伦的人类第一部史诗《吉尔伽美什》就说过：“当神造了人，就把死亡给了人类。”那为什么“神”这个超人力量要安排每个人都有“死”的命运呢？这是因为超人力量给人生安排的内容是折腾，而生活循环和生死循环是折腾展开的重要形式。人生可“玩”的宇宙内容是恒定的，而人生折腾必须折腾出新鲜花样，人才会对生活有兴趣并充满热爱之情。可是人生几十年，几十年就看完看透了，几十年就玩腻了，如果不死，那干什么啊？如果不死，拿200年来给人活的话，那么每个人都会活得极其不耐烦，都要努力地自寻死路。我家乡老百姓骂那些患有“折腾癖”的人时爱说一句：“你活得不耐烦了是吗？”的确有不少人是活得很不耐烦了，活三十年、四十年，就已经活得很不耐烦了，怎么还能永远活下去啊？
超人力量的造物能力有一种局限，就是送给人的“玩物”始终是有限的。如果超人力量规定每个人都活一百岁以上，那么每个人都会因为“玩尽一切”而成为无聊之人和疯子，然后疯疯癫癫地玩到130岁、150岁或200岁以后，通通都会迫不及待地自寻死路。他们这时对“死”的渴望，就像年轻时对“生”的渴望一样心切。这时如果他们的子子孙孙苦苦哀求他们多活几年，他们也是绝对不会同意的；而实际上所有的子子孙孙都不会希望他们100岁以上的老人继续活着，而是希望他们赶快死去，因为上上下下、老老小小的人都已经享福和伺候得很“腻”了、折腾得很“腻”了，必须要有“死人”的事情发生，才能使下一代的生活折腾换一种暂新（非“崭新”）的局面。所以超人力量就规定：你们玩吧，尽情地玩我赐予你们的“玩物”吧，并且玩够了就死吧。就像任何运动游戏都有时间和场次的规定，都有“完结”的时候，玩多了就没意思了；人生这场“大游戏”也是如此，必须有完结的时候，活多了就没意思了。就像人在深夜玩到一点、两点、三点钟就想睡觉一样，人玩到90岁、100岁和100岁以后就想死了；这时死和睡完全是一个概念，没有恐惧和痛苦，只不过死了就不再醒来。
超人力量规定人应该在什么时候死去、活的极限在哪里，一定是颇费周折的。席慕蓉《幕落的原因》中的极妙诗句写道：“在掌声最热烈的时候／舞者悠然而止／在似乎最不该结束的时候／我决定谢幕……我需要有足够的智慧／来决定／幕落的时间”——这最后一句照我的意思可以改为：“上帝需要有足够的智慧／来决定／人生幕落的时间。”因此超人力量决定：人应该在折腾的乐趣意犹未尽、但大戏已完的时候死去，而不要等到对“生”充满厌倦、活得不耐烦了才死。有的人正活在兴头上就突然要死，他很遗憾，其实根据超人力量的规定，他“落幕的时间”已到，再活下去就没意思了。
超人力量规定给人“玩”的东西，无论有生命和无生命，其运动形式都是循环的，生与死——无疑是人生内容循环折腾最重要的形式。人类生活中的前后、左右、上下、高矮、大小、圆缺、黑白、好坏、优劣、进退、取舍……等等，这许多数不清的循环语意，都是反映人生内容的循环形式。循环折腾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生概念，要读懂人生，必须看懂循环。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佛法大道是真正看懂人生循环的；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易经》和《老子》是基本看懂人生循环的。看懂人生循环的人，他就不会畏惧死亡，死亡只是生命形式的转变。宇宙内容是有限和循环的，更不要说整个动物世界了。在动物界，最主要的生死循环是转变。人死了变牛变马，也可能再变为人；动物死了变人，也可能变为其它动物。动物界循环不已的个体数量是恒定的，人多了别的动物就少，人少了别的动物就多，这其间作为连接点的就是一个“死”字。
苏格拉底说死亡只有两种可能状态：一是死后无知觉，二是死后灵魂从一个世界移居另一个世界。如果死亡是前一种失去知觉的状态，那其实是一种安详得连梦都不会来打搅的深睡，苏格拉底说这样的深睡是一种收获——难以言说的安然无梦的愉快收获——永恒不过就是一夜。这样地“深睡”的“一夜”有什么可怕呢？如果死亡是死者迁往另一世界永居，那么死亡就应该是像旅游观光和搬迁新居一样令人高兴，这样地从“生”到“死”的旅行和迁居，也没有什么让人可怕的啊。死亡的两种状态都不存在可怕的理由，因此当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时，他便毫无惧色地把毒酒喝下，并且平静地微笑着向朋友、法官告别：“分离的时刻到了，我们各自上路吧——我走向死亡，你们继续活下去；至于生死孰优孰劣，只有上帝知道。”
死亡不存在可怕的理由。如果把这个道理讲给所有人听，所有人都听懂了，并且都认为事实的确如此，但所有人依然会害怕死亡。这是为什么呢？当然怕死是超人力量植入人体的本能，但超人力量规定的每一件世事都有其因果机制。根据超人力量的规定，人害怕死亡不是缘于害怕“死”的本能，而是因于喜欢“生”的习性。
这样的习性至少有两种。第一种是“怕生”。每个小孩都怕见生人，成人不仅依然怕见“生人”，而且怕见“生事”。人人都有安于现状的习性，人的现状是“活着”，因此每个人都有安于“活着”的习性。相比“活着”的习惯而言，死亡只有一次，不可能有习得的经验，每个人对“死亡”都是生疏的，在生死之间并不能像走路从第一步迈到第二步一样心无所碍、游刃有余。因此所谓“怕死”其实是“怕生”——害怕一件完全“陌生”的事情。
第二种习性是“有话”。朋友相聚，有话要说，就不愿离去，不得不散时也总是依依不舍。为什么人们会感慨“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就是由于人们都依恋聚谈的美好时光。人生的内容是知识折腾，想要发泄、表达的话语数以万计，就像聚谈不忍分离一样，人们聚在世上折腾知识，总是害怕死去。如果一个人完全超越知识，面对万千世象和亲友众生无话可说，那么他就生死无谓，也无畏了。禅宗高僧能够像如履平地一般轻松自如地死去，就是因为他明心见性、超越死生而无话可说，许多僧徒想在禅师示灭之际请求一字一句偈语而不可得。世俗之人对后代总是有操不完的拳拳爱心、道不完的谆谆教诲，所以他们害怕死亡；他们害怕死亡，就是因为死亡是一件剥夺“发言权”的天大事情。
11、生如夏花绚烂死如秋叶静美 恐惧死亡因着对世界的眷恋
核心提示：泰戈尔在诗中曾这样描绘生命：“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人们从对死亡的恐惧转变为对死亡冷静的思考。人与其他物体的区别在哪里？人这种物体是在通常我们自己认为的物体的“要素构成”上又加入了记忆、情感、心理及特殊物体（身体）等。人这种物体是更加复杂的复合体，其在“实”的基础上“承载”、包涵了更多的“虚”。虚并非空，因为一切虚中皆蕴涵了实，尽管这“实”有时并非以某种真实形体存在。怕死即等价于怕自身生命体的消失，也等价于怕消灭自我复合体所拥有的恒久性。
泰戈尔在诗中曾这样描绘生命：“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人们由原来对死亡的恐惧转变为对死亡冷静的思考。
宇宙间的生命体有生就有灭，非生命体也该同样。事实上呢？没有生命的物体有何生灭可谈呢？一句话，只要存在于宇宙间的物体就应归入生命体的范畴。而为什么出现了非生命体这一概念呢？这实在是人类为了表述的需要而做的不得已的“分类”结果。通常人们对是否属于生命体多从“细胞学”的角度来评判而非“分子学”。于是绝大多数的动植物、微生物被归入生命体，其他（比如星座、山石等）则被称之为非生命体。这样来讲，可能有人会感到比较玄奥。细想一下：腐水有生命吗？一个去世的人在没有被火化前即使他（它）已停止了思维、停止了心跳，他（它）身体上还存在局部的生命吗？我相信是有的。只有当生命体已经无“体”可言，已经全部“融入”宇宙时，我们可以说生命体消失了。生命体的消失所对应的是新生命体的诞生而并非是非生命体的诞生。
世间万物（生命体）的生灭是无法逾越的必然，为什么我们不能对自身的“灭”坦坦然接受？为什么我们对生命之终如此之怕呢？人怕死的根源是什么？人为什么怕死实在是一个不好讲述的问题，我们先从与人密切相关的物体谈起。
奥地利的物理学家马赫这样来定义物体：由颜色、声音、压力等在时间和空间方面（函数方面）联接而成的相对恒久性的复合体。我们给这些宇宙间的复合体起了一个特别的名称，这便是物体。人属于物体吗？平心而论，无疑也是。人这种物体与其他物体的区别在哪里？主要在于人这种物体是在通常我们自己认为的物体的“要素构成”上又加入了记忆、情感、心理及特殊物体（身体）等。也就是说，人这种物体是更加复杂的复合体，其在“实”的基础上“承载”、包涵了更多的“虚”。虚并非空，因为一切虚中皆蕴涵了实，尽管这“实”有时并非以某种真实形体存在。人是主要以“虚”（特指思维、智慧等。）来控制领导“实”（整个有形身体）的一种极其特殊的物体。怕死即等价于怕自身生命体的消失，即等价于怕消灭自我复合体所拥有的恒久性。自我的恒久性随时都有消灭的可能，而一般来说自我恒久性的消灭是按照一定的规律经过时间的消耗而逐步、局部进行的。它并非一促而就，局部的消灭在时刻进行。当局部消灭积累到一定程度，整体消灭（人的死亡）降临。思维、智慧高的人相对越看重貌虚内实的“精神”，对精神越看重的人越易体验到生命的丰富性与曲折性的乐趣，如此以来便极易对现实世界产生更大的留恋。思维、智慧低的人相对越看重貌实内虚的“物质”，对物质所取的缺乏使其很难体验到生命的丰富性与曲折性的乐趣，如此以来便极易对非现实世界产生更大的向往。前者因对宇宙主观求索而导致了对世界之不二法“从哪来到哪去”追问不休，后者因对宇宙懵懂无知而导致了对世界之不二法“从哪来到哪去”期冀奇迹。一个人死后是进入天堂还是下入了地狱？另一个“世界”有没有悲欢离合？天大的笑话，绞尽脑汁的追问什么！？不思不想的期冀什么？宇宙间的一切物体都是从无中来到无中去，既然你我都要成为了“无”、都要成为了不存在，哪来的实（形体）虚（精神）？没有了实虚，一切感受（包括怕）全部消失。生命之门越临近关闭时人的恐惧越大，对于一个曾经存在过思维、智慧等的特殊物体来说，在其思维、智慧等就要殆尽时，他已经处在了从“有”向“无”转变的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上如果人还有些清醒，他会在自己的大脑中“释放”生命中曾经存在过、潜隐过的“虚体”形式：悲欣交集、万千滋味！“释放”的终结落在对自我恒久性的消失：存在过的自己就要不存在了！
人为什么怕死？你我明知生命体有始有终，自己仍抱有对生命尽可能延长直至不老的奢想；你我明知时间没有恒久，自己仍要妄待特例的出现；你我明知“无中生有”，自己仍做着“无中生无”（生命体结束希望生出“非生命体”的“生命”）的美梦。
人为什么怕死？只要你我对整个宇宙的认识不是彻底的了无挂碍，只要你我在清醒状态下意识到对整个宇宙还有未知，人怕死实在是正常。人为什么怕死？因为存在过。
人类在整体上保持怕死是一件好的事情，否则人类将急剧走向灭亡。在这一点上讲，人对死的害怕是推动人类发展的极大动力。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社会、国家几乎没有不怕死的人（或者认识极高、极低导致不怕死、或者信仰导致不怕死），这样对于人类自身的发展也是不太有利的。
1、远离农耕时代 我们为什么还要过清明节？
核心提示：清明节是我国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与古代的农业生产紧密相连，而当我们告别农耕社会奔赴工业社会之后，清明节还是否适合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呢？不仅限于清明节，多年来传统节日的味道就已越来越淡，“节日”的概念无意中被“假日”所置换，2005年圣诞节前后又冒出“保卫春节”一类的盛世危言，那么这些传统节日究竟与现代社会矛盾还是仍然有传承的必要--过or不过（清明节）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个问题。
传统节日作为我国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大家并不陌生，它主要是指与天时、物候的周期性转换相适应，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具有某种风俗活动内容的特定节日。中国传统节日以它特有的内涵陪伴我们一代又一代人走过无数个春秋冬夏，同时也在我们心底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情结。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传统的东西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落伍，而圣诞节、情人节等“洋节”则因其时尚和新奇受到人们的普遍追逐。这种现象的产生是颇为耐人寻味的。中国传统节日的历史与现状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它们具有何种魅力？又为何遭到冷落？这些问题很值得我们去细加揣摩。因为正确地认识节日文化现象，对于发挥传统节日的社会功能，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代人究竟过不过清明节 这是一个问题
清明节是我国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是重要的八个节日：上元、清明、立夏、端午、中元、中秋、冬至和除夕之一。一般是在公历的四月五日，但其节期很长，有十日前八日后及十日前十日后两种说法，这近二十天内均属清明节。
清明节的起源，据传始于古代帝王将相“墓祭”之礼，后来民间亦相仿效，于此日祭祖扫墓，历代沿袭而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固定的风俗。本来，寒食节与清明节是两个不同的节日，到了唐朝，将祭拜扫墓的日子定为寒食节。冬至后一百零五天谓之寒食，从前这天禁火，冷食，故又称“冷节”、“禁烟节”。民间传说寒食是为了纪念春秋时的介子推被火焚于绵山，晋文公下令禁火。介子推是山西人，所以冷食习俗在山西首先流行。旧时寒食断火，次日宫中有钻木取新火的仪式，民间也多以柳条互相乞取新火。
基于清明节的传统，有很多人就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指出传统节日清明节与现代社会的种种矛盾，典型的观点列举如下：
一、就来源而言，清明节始于古代帝王将相的“墓祭”之礼，并不是像我国另两大传统节日春节和端午节般发自民间。究其本质，清明节不过是当官为政者的一场奢侈作秀，其原始的意义压根不是为了纪念祖先，而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落后的科学条件下，人们为追求心理平衡而进行的一种迷信活动。时至当下，清明节的思想和内涵依然保留着它的封建迷信本质，而这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国人头脑的今天，无疑是绝不可取的。
二、由于清明节的封建迷信本质使然，这使得这一所谓节日很容易变相演绎成一种“光宗耀祖”的仪式，不少为富不仁者贪赃枉法者岂能放过如此这般美好“荣归故里”、“衣锦还乡”的良机，不大摆筵席铺张浪费一番简直对不起早已被腐朽的列祖列宗哪！自从这几年清明节成为“国假”以来，张一一先生亲眼目睹攀比之风日盛，谁家的坟墓气派，谁家墓前放的鞭炮多、烧的“房子”大，甚而至于还有焚烧名贵烟酒的……清明节赫然成一场不折不扣的“烧钱秀”，而我劳动人民的疾苦，在清明节蔚为壮观的鞭炮声和火光中是如此卑微。
三、清明节盛行导致各种交通安全隐患。占道销售冥币，祭品摊点以及祭扫活动所导致的影响市容、交通拥堵、污染环境、破坏道路和绿地的问题不时发生，市区各主要街道十字路口及沿街公共绿地、广场周边的安全隐患和环境卫生得到严峻考验，极大的加重了城管人员和环卫工人的工作量。
四、将以汉文化为主要背景的清明节以“国假”形式强加给各少数民族，是对他们生活习惯的极大不尊重，有伤害他们民族感情、强奸他们民族习俗的嫌疑。
五、清明节地位的提高使“风水”等唯心主义思想抬头，助长了在人民群众中弘扬封建迷信的不良风气，不利于我国正如火如荼举行的思想道德文化建设。
现代社会传统节日味道越来越淡
不仅仅限于清明节，多年来人们就一直在感慨传统节日的味道越来越淡，而当“节日”的概念被“假日”所置换以后，节日经济以及由此被挑起的民众度假消费狂潮便成为最为壮阔的时代景观。节日观上的“政治正确”常常把我们的思维引向民族救亡法庭上了无新意的正义判词，似乎本土节日的式微都是外来洋节搞的鬼，于是，有了2005年圣诞节前后冒出来的“保卫春节”一类的盛世危言。关于本土民族文化价值应该如何保护的问题，人们已经争论了至少100年，而且还将继续在同一个层面延续下去，这遮蔽了问题的要害。
事实上，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欧洲，几乎所有的重要传统节日都面临着很大危机。作为文化身份认同仪式的节日，都打上了太多全球化时代的商业烙印。上世纪90年代，包括法国、丹麦等在内的欧洲国家就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化时代的消费文化的渗透伤透脑筋，并试图以弘扬本土文化价值来加以抵御——结果如大家所见，收效甚微。
我们的传统节日大都与古代的农业生产紧密相连，当我们告别农耕社会奔赴工业社会之后，传统节日在工业大生产时代功能开始式微，西学东进，西节也迅速在这片土地上枝叶繁茂起来，甚至有喧宾夺主之势头！圣诞节、情人节、复活节、万圣节、感恩节似乎已经成了光辉的“中国节”，商家的精明造势加上年轻一代的盲目追随则推波助澜——传统节日渐行渐远，西方节日大行其道。
西方节日来势凶猛，但硬要说它们像当年的坚船利炮那么可怕或许有点夸大其词。西方世界的节庆文化虽然在基督教诞生之前就开始萌芽，其真正壮大则是在基督教君临天下之后。自利玛窦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利用儒学经典在中国传播圣经算起，基督教来中国已经四个多世纪了。
相比之下，中国传统节日却没有得到有力保护。1949年以后，大多数节日都被视为封建残余而废除，幸存下来的也只有春节、端午和中秋，其中只有春节被列入了法定节假日。1949年以来我们的全民放假日只有7天，直至1999年国务院发布《全国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才增至10天。这样的水平与中国宋代的69天、日本的15天、韩国的16天、澳门的22天和美国的23天相比，明显过于低下。传统节日的被贬与洋人节日的嚣张构成了这个时代最戏剧化的景象。
远离农耕时代 现代社会还需要传统节日吗？
出生在20多年之前的人还依稀记得每天翻页的老皇历上详细标注着的时令和节日的日期。翻开当下的很多日历，传统节日只剩下了春节。中秋、元宵花灯、清明祭祖、端午悼念、七夕乞巧、重阳敬老、上巳（三月三日）、夏至、中元、冬至、腊八、祭灶等重要的节日都从日历上消逝了。同时消逝的是农业祭祀、祖先崇拜、神灵崇拜、驱邪禳灾等特殊仪式。那些有着上千年辉煌和浪漫的仪式，后人难道只能在古籍中体验？
不能否认传统节日如今确实存在水土不服的成分，但如若将之视为敝屣立刻投入洋节的怀抱无异于挥刀自宫。节日不仅仅是日常生活的调剂，更是维持民族认同感的纽带。有趣但也让人不爽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教师节、美国的教师节、中国台湾和香港的教师节，都是定在孔子诞辰日，即9月28日，我们自己却有意回避这一天。
为什么洋节大行其道而传统节日冷冷清清？学者们认为这是文化自轻和自我殖民。近代历史留给国人的不止是无尽怨怒，还有根深蒂固的自卑。落后与挨打成了人们对近代历史的习惯性总结，麻木自卑甚至憎恨因此成了大多数人对待自身文化的态度。
人类本身只是进化树枝上一个偶然分杈，人类历史背后的如铁规律不过是人类中心论调支配下的一种癖好，现代化进程也不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无法避免的归宿，更不可能成为解救人类的“上帝之城”，相反现代化进程所具有的侵略性对人类“文化生态”的打击却可能是毁灭性的。在这个看上去有点在劫难逃的境遇中，无论是中国传统节日，还是外来的各种洋节，其实都被抽空了，成为徒有其表的摆设而变了味道。比如圣诞节到了我们这里也就是一个消费日，或者时尚标签，不至于对中国传统节日造成多大的威胁。真正的危险反而来自我们自身，像中秋节这样温情的节日，却成为月饼商人炫技卖乖的秀场和无良政客们腐败和投机钻营的通道。
费孝通曾经提出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和文明古国，中国应有这样的文化胸怀和文化志向：“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样的理想同样可以用来表达我们对待节日的态度，不卑不亢。在文化认同感严重缺乏的今天，不是变着法儿打着节的旗号来赚钱来消费，而是带着虔敬之心认认真真过好我们自己的传统节日，这或许才是我们的本分。
2、清明节与现代社会的矛盾：农耕节气在工业时代的末路
核心提示：清明最初是个春天节气而非节日，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周代，清明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农耕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自足的自然经济，具有狭隘的地方性，总不能彻底改变各个民族和地区之间的闭关自守的状态。作为节气的清明节与古代的农业生产紧密相连，当我们告别农耕社会奔赴工业社会之后，传统节日在工业大生产时代功能开始式微，工业时代与农耕节气的矛盾重重，似乎农业节气与城市里的现代人已经渐行渐远。
专家称清明最初是个春天节气而非节日，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周代，清明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
中国古代利用土圭实测日晷，将每年日影最长定为“日至”（又称日长至、长至、冬至），日影最短为“日短至”（又称短至、夏至）。在春秋两季各有一天的昼夜时间长短相等，便定为“春分”和“秋分”。在商朝时只有四个节气，到了周朝时发展到了八个，到秦汉年间，二十四节气已完全确立。公元前104年，由邓平等制定的《太初历》，正式把二十四节气订于历法，明确了二十四节气的天文位置。
二十四节气名称首见于《淮南子o天文训》，《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论六家要旨”中也有提到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气等概念。汉武帝时，落下闳将节气编入《太初历》之中，并规定无中气之月，定为上月的闰月。
二十四节气每一个分别相应于太阳在黄道上每运动15°所到达的一定位置。二十四节气又分为12个节气和12个中气，一一相间。二十四节气反映了太阳的周年视运动，所以在公历中它们的日期是相对固定的，上半年的节气在6日，中气在21日，下半年的节气在8日，中气在23日，二者前后不差1～2日。
农耕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自足的自然经济，具有狭隘的地方性，彼此闭塞；农本经济可以发展到较高水平，包括手工业、商业、以及市集、城镇等等；各个以农为本的地区之间，也可以发生不同程度的交往，并且发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只要还是以农为本，总不能彻底改变各个民族和地区之间的闭关自守的状态。
大约在一万年前，古代世界开始发生了农耕和畜牧。世界上先后出现了几个各具特色的农耕中心。最早的是西亚，在美索不达米亚周围地带，这里的居民最早驯化了野生麦类，发展为种植小麦、大麦的农耕中心。其次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东南亚。中国的黄河流域培育了小麦。中国长江以南以至东南亚、印度恒河一带，则以培育水稻为特色。另外有一个种植玉米的中心是墨西哥。秘鲁可能是另一个种植玉米的中心。还有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内陆，学界认为也可能也有独自发展起来的农耕中心。农耕中心形成以后，就缓慢地向它易于农耕的地方发展。经过几千年后，就欧亚大陆而言，中国由黄河至长江，印度由印度河至恒河，西亚、中亚由安那托尼亚至伊朗、阿富汗，欧洲由地中海沿岸，都先后成为农耕和半农耕地带。这个地带绵亘于亚欧大陆两端之间，形成一个偏南的长弧形。史学界称此长弧形地带为农耕世界。农耕最初是与畜牧结合的。在欧亚大陆，易于农耕的地带基本偏南，即从东到西形成了农耕世界。
农耕经济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重大影响。这种农耕经济能够创造出世界上最早的最先进的文明。但是，它使中国形成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男耕女织，规模小，分工简单，不用于商品交换。农耕文明，受封建思想束缚，闭关自守。中国古代并没有形成典型的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农耕文明发展的后期，越来越限制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我们的传统节日大都与古代的农业生产紧密相连，当我们告别农耕社会奔赴工业社会之后，传统节日在工业大生产时代功能开始式微，工业时代与农耕节气的矛盾重重，似乎农业节气与城市里的现代人已经渐行渐远。另一方面，又在西学东进，西节也迅速在这片土地上枝叶繁茂起来，甚至有喧宾夺主之势头！圣诞节、情人节、复活节、万圣节、感恩节似乎已经成了光辉的“中国节”，商家的精明造势加上年轻一代的盲目追随则推波助澜--传统节日渐行渐远，西方节日大行其道。
3、清明节与现代社会矛盾：帝王宗教迷信强加给百姓习俗
核心提示：清明节始于古代帝王将相“墓祭”之礼，并不是像我国另两大传统节日春节和端午节般发自民间。对此，有学者就指出，清明节像是当官为政者的一场奢侈作秀，其原始的意义并不是为了纪念祖先，而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落后的科学条件下，人们为追求心理平衡而进行的一种迷信活动。时至当下，清明节的思想和内涵依然保留着它的封建迷信本质，另外，将以汉文化为主要背景的清明节以“国假”形式强加给各少数民族，也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他们生活习惯的极大不尊重，有伤害他们民族感情、强奸他们民族习俗的嫌疑。
传统节日是原始崇拜和宗教禁忌观念的存储器
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来看，农业文明起源于远古时期人们在采集、渔猎等生产活动中对自然物候的观察。自然因其与人类生息相关的天然优势而成为了苗族祖先崇拜的第一个对象。“这些自然现象和外界物体，同人一样能说会道，有喜怒哀乐，并有善恶之分。”崇拜导致了宗教禁忌观念的形成。这样的传统节日，直接体现了苗族先民的原始崇拜和宗教禁忌观念。
例如，黔东南地区的苗族为了祭祀“谷神”一年来给人们带来的好收成，而在每年稻谷将熟之际举行“吃新节”；为了祭祀祖先对自己一年生产生活的护佑，而在冬月的第一个卯日举行隆重的“苗年节”。贵阳地区的苗族为纪念传说中抗击官军在喷水池附近遇难的英雄亚努，而于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到喷水池附近聚会，逐渐形成了“四月八”节日。
在上述节日中，把曾经为自己民族立下汗马功劳的神话英雄视为自己的保护神，是苗族先民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对自然界拟人化理解的结果，蕴涵了某种古朴的自然崇拜观念；而在“吃新节”前禁止人们在田里收谷子食用，则是“谷神”崇拜导致的禁忌观念的体现。由此来看，原始崇拜正是通过制度化了的节日祭祀仪式或禁忌，符号化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清明节与现代社会的矛盾：帝王宗教迷信强奸百姓民族习俗
清明节的起源，据传始于古代帝王将相“墓祭”之礼，后来民间亦相仿效，于此日祭祖扫墓，历代沿袭而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固定的风俗。本来，寒食节与清明节是两个不同的节日，到了唐朝，将祭拜扫墓的日子定为寒食节。冬至后一百零五天谓之寒食，从前这天禁火，冷食，故又称“冷节”、“禁烟节”。民间传说寒食是为了纪念春秋时的介子推被火焚于绵山，晋文公下令禁火。介子推是山西人，所以冷食习俗在山西首先流行。旧时寒食断火，次日宫中有钻木取新火的仪式，民间也多以柳条互相乞取新火。
对于，湖南学者张一一还有以下的观点仅供参考：
一、就来源而言，清明节始于古代帝王将相的“墓祭”之礼，并不是像我国另两大传统节日春节和端午节般发自民间。究其本质，清明节不过是当官为政者的一场奢侈作秀，其原始的意义压根不是为了纪念祖先，而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落后的科学条件下，人们为追求心理平衡而进行的一种迷信活动。时至当下，清明节的思想和内涵依然保留着它的封建迷信本质，而这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国人头脑的今天，无疑是绝不可取的。
二、由于清明节的封建迷信本质使然，这使得这一所谓节日很容易变相演绎成一种“光宗耀祖”的仪式，不少为富不仁者贪赃枉法者岂能放过如此这般美好“荣归故里”、“衣锦还乡”的良机，不大摆筵席铺张浪费一番简直对不起早已被腐朽的列祖列宗哪！自从这几年清明节成为“国假”以来，张一一先生亲眼目睹攀比之风日盛，谁家的坟墓气派，谁家墓前放的鞭炮多、烧的“房子”大，甚而至于还有焚烧名贵烟酒的……清明节赫然成一场不折不扣的“烧钱秀”，而我劳动人民的疾苦，在清明节蔚为壮观的鞭炮声和火光中是如此卑微。
三、将以汉文化为主要背景的清明节以“国假”形式强加给各少数民族，是对他们生活习惯的极大不尊重，有伤害他们民族感情、强奸他们民族习俗的嫌疑。
四、清明节地位的提高使“风水”等唯心主义思想抬头，助长了在人民群众中弘扬封建迷信的不良风气，不利于我国正如火如荼举行的思想道德文化建设。
4、清明节与现代社会矛盾：郊游恋爱变平常 习俗渐消亡
核心提示：清明郊游之俗由来已久。先秦时期，史书记载践巨人迹而生弃（后稷），是最早的女子因郊游而生子，自然是男女欢会的结果。周代，郊游之俗“会男女”的内容被明文写进国家法典。到了春秋时期，郊游之俗已经与狂欢节无异了。魏晋时加进了文人的流觞和赋诗，唐宋又发展为踏青。而现代人工作忙碌、人际关系愈来愈疏离，郊游、恋爱也已经变成平常事，现在的中国人在清明节，除了扫墓祭拜，也并不清楚在这一天里还有插柳、蹴鞠、放风筝的风俗。对此，作家冯骥才说：当这些民俗消失殆尽时，清明节的内涵也将随之消亡。
清明，“节日”仍存在 “感觉”已消亡
“清明不只是扫墓祭拜，这一天里还有插柳、蹴鞠、放风筝的风俗”，知名作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在第三届中国清明（寒食）文化论坛上说，“当这些民俗消失殆尽时，清明节的内涵也将随之消亡。”
冯骥才表示，国家舍弃3天的GDP，而将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增补为法定节日，不是件小事。他说，当前有不少公众特别是年轻人不了解节日文化内涵。因此在平常的节日里，生活也是空空荡荡、无事可做。久而久之，传统节日便退化为普通的假日，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他举例，韩国的端午节至今仍保留着荡秋千等传统，日本的樱花节也必须穿和服。而中国人在清明节，除了扫墓祭拜，却并不清楚在这一天里还有插柳、蹴鞠、放风筝的风俗。“当这些民俗消失殆尽时，清明节的内涵也将随之消亡。”
冯骥才还表示，人民是节日遗产的携带者，更是节日的传承者。他说，节日建设不应只由政府、专家打造出来，而更需要符合节日的主题。“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因而他提议，促使全民对节日实现集体认同，需从下一代抓起。同时，节日文化应该更多地与地域文化特点相结合，使之切实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灵深处，“让孩子们在节日中享受中华文化是我们的目标、更是我们的责任。否则，节日文化传承就是空谈”。
英国平均每十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感到寂寞，分析原因，现代人工作忙碌、人际关系愈来愈疏离是主要原因。网络可能让人封闭起来，不过即使不出门，它也可以让你和全世界联系，然而这样的联系，和面对面的互动，毕竟不同。调查显示，18到34岁的受访者，有将近六成经常、或是有时感觉寂寞。
清明郊游文化蕴涵三次演变：男女欢会，文人雅集，士女踏青
清明有郊游之俗。每至此日，多有青年男女结伴出行郊外，寻青山绿水之地纵情游玩，或藉草饮宴，或临流高歌，好不畅快！正如宋人吴惟信《苏堤清明即事》一诗所咏：“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
其实，清明郊游之俗，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了。《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即燕，契为殷人之祖。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契，虽是知其母而不知其父时代的一种传说，但燕子来时即仲春时节，古代有娀氏的女子简狄一行三人正浴于河中却是事实。这与周人女祖先姜嫄春天出行郊外，践巨人迹而生弃（后稷）的故事，同为史书所记载的两次最早的女子郊游。因郊游而生子，自然是男女欢会的结果。后世讳言，故以“吞卵”、“践迹”之说而为其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但我们却可以据此说，这种以春天、水边和男女欢会为背景的郊游习俗，远在4000多年前即已经出现了。
到了周代，郊游之俗不但持续不衰，而且还得到了官方的正式承认，并将“会男女”的内容也明文写进了国家的法典。在仲春之月（即夏历的二月），不但民间恋爱自由，“奔者不禁”，而且政府又发布命令鼓励男女相会。而对于那些没有正当理由而不执行命令的，还要“罚之”。当然，这是指那些还没有成家的男女而言，若已有家室者，不在此例。但就是这样，郊游的场面也便空前地热闹起来了。在那桃花盛开、春水涣涣的溱河和洧河岸边，一群群的青年男女正手执香花香草，边互相调笑，边沿河游观。诗篇还用特写的镜头，记录了一对恋人的谈话。只听女的说：“到前面看看吧！”男的说：“已经看过了。”女的又说：“再看看吗！那洧河岸边，场面真是太盛大而又令人快乐了。”可以想见，春秋时期郑国的郊游之俗，实与后世的狂欢节差不多了。
到了汉代，随着礼教的加强，郊游之俗已由周代的“仲春之月”而缩减为三月上旬的第一个巳日，即所谓“上巳节”。而节日期间，无论帝王还是百姓，都要到水边洗濯，以除不祥，从而更突出了郊游中的祓禊（除去不祥，祈求福祐）习俗。据《汉书·外戚传》记载，汉武帝即曾“祓霸上”，《汉书》注引孟康曰：“祓，除也，于霸水上自祓除，今三月上巳祓禊也。”但即使是官方在有意往祈祷仪式方面引导，而民间的上巳日却仍然是男女欢会的佳节。自魏以后，郊游的日子又被固定在每年的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41人在会稽郡山阴县（治所在今浙江绍兴）西南的兰亭所进行的郊游，便是一次典型的文人雅集。王羲之《兰亭集序》记其盛况云：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41人在会稽郡山阴县（治所在今浙江绍兴）西南的兰亭所进行的郊游，便是一次典型的文人雅集。王羲之《兰亭集序》记其盛况云：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虽然春天和水边的背景不变，而男女欢会的主题则变为文人的流觞和赋诗了。觞即酒杯，所谓“流觞”，即用耳杯盛酒置于环曲的水上，任其漂浮，杯子到了谁的面前，谁就饮酒赋诗。这便形成了以文人雅会为主要特征的魏晋郊游习俗。
唐宋以降，踏青又成为清明郊游的一大主题。陈元靓《岁时广记》引唐人《辇下岁时记》云：“三月上巳，有赐宴群臣，即在曲江。倾都人物，于江头禊饮踏青，豪家缚棚相接，至于杏园。”杜甫《丽人行》诗亦云：“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其所谓水边，即长安城南的曲江池。池为汉武帝所造，至唐又大加兴建，遂成为一处水波荡漾、佳木如荫的郊游胜地。宋代郊游与唐代大致相似。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清明期间“都城人郊游”玩赏的情形说：“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轿子即以杨柳杂花装簇顶上，四垂遮映。”而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便是当时东京（今开封）的清明时节，人们扫墓、踏青归来的真实景象。
明、清迄今，清明郊游也仍以踏青为主。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五）记明人郊游云：“水从玉泉来，三十里至桥下……岁清明，桃柳当候，岸草遍矣。都人踏青高粱桥，舆者则褰，骑者则弛，蹇驱徒步。既有挈携，至则棚蓆幕青，毡地藉草，骄妓劝优，和剧争巧。”清人钱琦《台湾竹枝词》亦云：“提壶挈榼坐平沙，恣意春游到日斜。”直到今天，那些清明郊游者不到日暮也是不肯回归的。所不同的是，今人郊游多半为男女结伴而行，于出行地的选择，也越来越倾向于清幽之处，在领略自然风光、感受春情春意的同时，又把郊游作为畅叙友情和爱情的大好时机了。
由男女欢会，而文人雅集，而士女踏青，这是清明郊游文化蕴涵的三次演变；由仲春、而上巳、而三月三、而清明节，则是清明郊游在时间上的逐渐固定。在这种演变中，清明郊游又同其它所有的文化习俗一样，经历了一个由原始自发到礼仪固定，最后又回到民间的过程。
5、“祭祖”是中国传统国教 祭奠死人为对活人产生意义
祭奠死人是为了对活人产生意义
中国自古就有祭拜先人的孝道传统，对于中国人“入土为安”的生死观，夏学銮教授认为清明祭奠对活着的人存在更大意义，“进行对后代孝道的教育；与家人有个团圆的机会，比如家庭成员不和睦的，看在先人的面也能稍微冰释前谦”。人们并不是真的相信去世的人还有知觉，能感受到我们的情意，而更多的是一种中华民族的孝道传统，所以祭奠死去的人是为了对活着的人产生更大的意义。
“敬天祭祖”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宗教传统
祭祖是由于祖先崇拜而产生的一种仪式。祖先崇拜是鬼神崇拜的发展，也是鬼神崇拜的一种形式。祖先崇拜和一般的鬼神崇拜不同的是它有长期固定的崇拜对象，并且与崇拜者有血缘关系。人们尊崇祖先的亡灵，定期举行祭祀，认为祖先的亡灵会保佑子孙后代，赐予他们幸福。后来人们又用这种民间信仰来维护宗法制度，因此，中国古代特别重视祖先崇拜。从商周开始，丧葬、祭祀便成为重要的礼仪系统。重丧，所以尽哀；重祭，所以致敬。中国古时的祭祖活动都是在宗庙里举行的，祭祀时所用的器具、摆设、祭者的服饰、仪仗与祭祀的程序，都依主祭人的身分等级及祭祀名目的不同而有着详细、严格的规定。祭祖成了维持统治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所谓「报本反始，民德归原也」。因而，祭祖以及由此而形户的一系列宗庙制度，就成了中国伦理文化的中心。
牟教授是这样评价这一宗教传统的重要性的：“研究中国中世纪的宗教而不研究传统的祭天祭祖祭社稷，就不只是部分的短缺，而是主导线索的丧失，其失误是根本性的。”
其实，只要我们粗略翻一下二十五史中的《礼志》或《礼乐志》，就会承认：在中国历史上，这一“敬天祭祖”宗教信仰的社会地位和所产生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其它任何宗教。无论对皇帝、官员、还是对普通百姓来说，佛教、道教只是“业余爱好”，可以信也可以不信；但祭天地、祭宗庙、祭社稷等则是皇帝必须履行的政务，各级官员也都有明文规定的官祭对象和官祭制度，军民人等也不能不敬“天地君亲师”（民国后改为“天地国亲师”）、不能不祭祖。
西方人遇事时是祈祷“上帝保佑”；而中国人的传统则是祝告“上天”、“苍天”、“上苍”或“皇天”。如果遇到什么意外，西方人脱口而出的是“MyGod！”而大多数中国人脱口而出的则是“天哪！”“老天爷！”西方人得到什么福泽，总是说“感谢上帝”、“感谢主”；而中国人则习惯说“谢天谢地”。西方人总爱说“上帝的意旨”、“上帝的指引”；而中国人则是说“天意”、“天命”。
西方人举行婚礼是去教堂，由牧师代表神做见证；而中国人举行婚礼则是“一拜天地，二拜高堂（指父母双亲）”。西方人将去世称为“见上帝”；而中国人将去世称为“归天”。佛教传入后，中国人去世有时也说“归西”；但百姓平民去世可以说“归西”，而皇帝、大臣、重要人士去世还是要称“殡天”、“归天”。西方人的丧礼由牧师主持仪式；东南亚一些佛教国家的丧礼据讲是由僧侣主持。据《仪礼》，中国古代丧礼是由一种叫“祝”的人来主持。后来佛教传入后，中国人的丧礼也可以请僧道，但并非必定；而且僧道只管诵经、做法事，没有担任主持人的。
将这种以“敬天祭祖”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宗教称为“中国民间宗教（Chinesefolkreligion）”的确是太小瞧这一宗教传统了，因为“敬天祭祖”一直是各朝代皇家最重要的崇拜祭祀活动。有些西方著作将这种敬天祭祖活动放在“中国古代宗教（Chineseancientreligions）”的标题下进行叙述，这一名称还比较说得过去。如上所述，利玛窦也将这种宗教传统称为“古代的”宗教。
但“中国古代宗教（Chineseancientreligions）”这一名字会使人产生误解，以为这种宗教传统后来就消失了。但如我们所知，直到辛亥革命，这种“敬天祭祖”始终是举国上下最重要的宗教活动。还有的西方著作中将这种以“敬天祭祖”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宗教称为“原初的基本的中国宗教（theoriginalbasicChinesereligion）”，感觉这一称呼与“中国古代宗教”相仿，有合理性，但也会给人以这种宗教后来消失了的错觉。
从世界范围看，像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那样有明确创始人、有特别入教仪式、有特别名字的宗教在数量上反倒是少数。大多数古代宗教都是没有明确创始人、没有特别入教仪式、没有特别名字、由该地区上古先民自发形成的“全民性宗教”；如果一定要命名的话，一般是用其国家或民族的名字来命名。例如，谁知道古代埃及宗教、古代希腊宗教、古代罗马宗教的创始人是谁？有什么入教仪式？叫什么特别的名字？都没有。如果一定要给个名字来称呼的话，一般是用其国家或民族的名字来命名，称之为“古埃及宗教”、“古希腊宗教”、“古罗马宗教”。犹太教、印度教也都是这种用其国家或民族的名字来命名的宗教。
以“敬天祭祖”为主要内容的这一中国传统宗教也是这种没有明确创始人、没有特别入教仪式、没有特别名字、由中华上古先民自发形成的全民性宗教。如果一定要给个名字来称呼的话，那好像也应该用国家或民族的名字来命名，所以称之为“中国传统宗教（Chinesetraditionalreligion）”或“中国传统国教（Chinesetraditionalstatereligion）”似乎比较合适。如果仿照“印度教”“犹太教”的称呼，称之为“中国教”或“中华教”（China-ismorChinese-ism）似也均无不可。
当然，这一以“敬天祭祖”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宗教由于与儒学“合作相处”时间最长、“交集”部分也很大，特别是与“上古儒学”的“交集”部分更大，所以如果将这一以“敬天祭祖”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宗教称为“儒教”，人们也能理解。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儒教”是这一以“敬天祭祖”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宗教的“别名”。但应当明确，这一以“敬天祭祖”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宗教与“儒学”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不能误解为只有“儒者”信奉，如前所述，源于中国本土的各家各派都没有不“敬天祭祖”的。
做一个也许并不很恰当的比喻：周树人一生用过很多笔名，直到38岁才用“鲁迅”这个名字。但由于他用“鲁迅”这个笔名时间最长、所发表的有影响的作品最多，所以“鲁迅”这个名字反倒比他的本名“周树人”更为人所知。但“鲁迅”这个名字并不代表周树人的全体、与周树人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周树人”这个名字不仅比“鲁迅”更原本，而且涵盖范围也更广，因为周树人不仅仅用过“鲁迅”这个笔名，还用过很多其它的名字。
同理，儒学虽然与这一中国传统宗教“合作相处”时间最长，人们也可以习惯性地称这一中国传统宗教为“儒教”。但“儒教”这个名称并不能代表这一中国传统宗教全体，因为这一中国传统宗教要比“儒教”这一名称更本源、涵盖范围更广，而且这一以“敬天祭祖”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宗教与儒学之间彼此都有一些并不“交集”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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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清明缅怀故人的至深精神是为做生死沟通
清明节不仅是一个传统节日，还应该是今天和未来的大众节日，应该强调其“保存记忆，沟通心灵”的功能。
近年来常听到这样的议论：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爱过洋节日，却忘了我们的传统节日。又有人感叹，为什么洋节日可以过得热热闹闹，我们的传统节日“味”却越来越淡？其实，东方也好，西方也罢，任何节日都离不开它的宗旨和内容。圣诞等节日是宗教性的，所以只要这种宗族信仰存在，节日就会延续。世俗的节日则离不开具体的活动。如果那些活动吸引不了民众，或者无法再进行，这个节日就名存实亡，除非找到新的、有吸引力的活动。
从先秦发展到近代，清明节的主要活动是扫墓、祭祀、寒食、踏青等，其中最重要的还是生者与死者的沟通。先秦和秦汉时代，“视死如生”是人们的普遍观念，一般人都相信，人死了后还继续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地下或另一个世界。所以除了在安葬时为死者提供必要的“生活”基础外，还得有经常性的维护和补充。经过一个寒冬的冰霜雨雪，死者的居所需要维护、清扫和美化，这就是扫墓和祭祀的出发点。也正因如此，清明扫墓和祭祀，历来不限于自己的祖先或亲人，还包括民族共同的祖先和圣贤先烈。
清明节不是一年中唯一的祭祀，也不是最隆重、丰盛的祭祀，但清明是离死者最近的祭祀——一般都在墓地举行。所以除了祭祀的形式和物质部分外，还必然包括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心灵沟通。在这过程中，个人、家族、人群、民族、国家的重大往事，必然得到一次次的回顾和追忆，对历史的记忆就这样形成和保存。就国家和知识阶层而言，历史可以通过书面记载或传统典籍加以保存。但对绝大多数并不具备文字记载的权力和能力的人来说，这样的记忆是他们传承历史的唯一途径。
在世界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没有中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无比珍视自己的历史，而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正是通过无数次与先人的心灵沟通，口耳相传地保存着对先人的记忆。例如，中华民族通过不断的迁徙使疆域得到扩展，文化得到传播，人口得到繁衍。但不管迁到哪里，移民的后裔都会追根寻源。直到今天，山西洪洞大槐树、湖广麻城孝感乡、江西瓦屑坝、苏州阊门外、南京杨柳巷等地还是亿万移民后裔祖先的圣地、心中的根。这些移民过程，正史中很少提及，它们能流传至今，就是靠一次次清明节扫墓和祭祀，将祖先筚路蓝缕的迁移、艰苦卓绝的开拓和种种嘉言懿行告诉子孙后代。这些记忆还随着人口的迁移，传播到海外的华人聚居区，遍布世界。
今天，多数国人不再相信死者存在于另一个世界，多数死者已实行火葬，甚至不再保留骨灰，不建坟墓。清明节的扫墓和祭祀的形式已发生很大的变化，但保存记忆和沟通心灵的功能不仅依然需要，而且应该不断加强。近年来，各地已经恢复或新设了不少祭典，但大多只注重形式，忽略了它们“保存记忆，沟通心灵”的功能。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清明节不仅是一个传统节日，还应该是今天和未来的大众节日，那就得为保存记忆、沟通心灵创造相应的活动内容和形式。
（作者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
7、缅怀逝者保存共同记忆 清明节成家族团圆日
中新网杭州4月5日电(记者龚读法 实习生金斌)清明节是中国著名的传统节日之一，这一天的主要活动是扫墓、祭祀、寒食、踏青等。在这万物复苏、吐故纳新的时节里，缅怀祖先，祭奠亲人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仪式，而借助清明这一特殊的日子，家族的成员在这一天聚首，分享回忆、交流感情。4月4日清明节，记者在杭州市区以及周边县市采访发现，在清明节，人们已不再单纯的表达对逝者的缅怀，更多了生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4月4日一大早，家住杭州市桥西直街的王大妈便开始动手准备清明节的祭奠物品。“清明节之前，家里就已经准备今天要去给去世长辈扫扫墓的，孩子们都放假了，过一会儿就都会过来了。”王大妈一边准备着一些特色寒食，一边对记者说道，“平时大家都忙着工作，想聚一下都很难，不过清明节这一天意义重大，不用通知，每个人都会自发的放下手头的工作去看望自己的过世长辈，一家人也可以趁机好好地聚一聚了。”说话间，王大妈脸上显出满足的笑容。
据了解，杭州的许多市民在清明节这一天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个家族的成员共同扫墓的形式。长辈原本就是属于一个家族里的所有人的长辈，大家共同前往祭奠，不但能够表达对逝者最大的尊重，对于这个家族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交流沟通的机会。
在杭州半山公墓，一位手捧洁白雏菊的市民表达了自己对清明节的独到见解，“清明节主要是祭祀与踏青，但是它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清明节与除夕、中秋一样，也可以说是每一个家族大团圆的日子，在清明这一天，大家因为共同的记忆而聚集在一起，因为有共同的亲人而使得相互之间的亲情变得更加牢固。”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清明节，杭州市民都会选择在上午出门扫墓踏青，祭奠先辈亲人之后，一家人便会好好团聚一番，那情景颇有些类似于除夕夜的大团圆。生者的团聚，给这个阴雨绵绵、思亲断肠的特殊时日增加了许多暖意。保存大家共同的记忆，并由此增加彼此之间的沟通，成为清明节大家的共同愿望。
8、清明关注“死”更赞美“生” 精神安顿是主要功能
核心提示：清明是一年之中万物最具生机的时节。也是人们外出、踏青、沐浴清新空气、享受自然情趣的时节。清明关注“死”，更加赞美“生”，清明的精神是将“生死并置”。清明时节更需要更多地关注人们的生活和生命——珍爱生活、珍爱生命。清明祭奠先祖、先烈，应当突出一个‘敬’字。对先祖要敬，对先烈要敬，对祖国要敬，对人民要敬。儒家学说，“修德之功，莫大于敬”。“敬”要敬天、敬地、敬祖、敬民、敬业、敬己。心存虔敬，行必谦恭；做人处事，谦虚谨慎。“满招损，谦受益”是普遍真理。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加快，现代化的快节奏、流动性强的生活方式也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适应。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春节、中秋、清明等许多传统节日的内涵也在逐渐变化，那么如何赋予传统节日新的内涵和活力，这将是保护中国文化遗产、维护和继承传统节日的重要课题。
就在清明将至的时候，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了“清明节文化论坛”，大家共商现代化之下如何过好传统节日。专家们提出，可通过“家训堂”等途径传承家庭传统美德，让公众在清明节养成自省的习惯，利用清明踏青对孩子开展教育等。此外，在清明节植树、美化小区等亲近自然的做法，也适合城市居民的节日生活。还有专家建议，让节日出游比平时更有文化味儿。
传统节日与自然的和谐
传统节日往往不仅仅包含着社会文化的内涵，有时候还具有浓厚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内涵，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联合大学教授刘德谦表示，研究这些节日会给我们新的启示，“清明节和中国许多传统节日一样，它的文化内涵是异常丰富的。它融合了中国的三个传统节日，即寒食、清明、上巳。这三个节日的来源和文化内涵并不雷同。比如‘上巳’，这个远古用洗浴来‘祓除不详’的‘修禊’的日子，后来渐渐地发展为了在水边休息娱乐的日子。这在春秋时代就是这样了。虽然它包容的活动很多，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意识到在水边的环境才是它的核心所在，而不用‘戴柳’‘踏青’去误导民众，那么它就有可能摆脱旧时活动产生的生态负效应。如果我们又注意到了其诸多健身娱乐活动中的蹴鞠（被公认为现代足球的起源），有意去发扬它，也许能提升中国足球界旧貌换新颜的决心。”
清明关注“死”更赞美“生”
即将到来的清明节不仅是祭祖的日子，同样也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员李建平表示，发挥节日本身所具有的内涵，更能让人悟到生活的美好。他说：“首先，清明节是祭祀日，其文化内涵是祭祖不忘祖，缅怀先人业绩，感谢先人的恩惠，核心是传递人类之情感。同时，清明还是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是一年之中万物最具生机的时节。也是人们外出、踏青、沐浴清新空气、享受自然情趣的时节。清明关注‘死’，更加赞美‘生’。了解这样一个道理，我们在清明时节就不要异化祭扫活动，一味烧纸钱，奢侈大办，而是要更多地关注人们的生活和生命。特别要关心青少年，要倡导他们珍爱生活、珍爱生命。”
精神安顿是节日主要功能
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李松认为，节日是以安顿社会精神为主要功能的时间节点，是全社会的，不应该落下任何一个人，尤其是清明节。李松还建议：“首先要明确节日是以精神安顿为主要目的的社会安排，不宜过分强调其中的经济因素。其次，通过不同层级政府部门对先烈、先贤祭奠的官方活动与民间传统活动的互动，强化国家意识、集体意识和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的认同。其三，选择植树造林等公益事业与清明踏春的习俗结合。其四，遵循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尽可能地为节日中广大民众的实际需求提供服务，如扫墓路上的交通、祭奠用品等。其五，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和传媒，为新时期节日文化提供与时俱进的活动空间和文化平台，如网上祭奠等。此外，还要特别关注和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
9、活着是一种修行 人生无常责任为大
核心提示：三毛曾说：“人生的聚散本来在乎一念之间，死只是进入另一层次的生命，聚散无常也是自然的现象，实在不需太过悲伤。”人说生命是初生的无知、少年的天真、青年的成熟、中年的练达、老年的愤世疾俗；人说生命是母亲的慈爱、父亲的严厉、爱人的柔情、朋友的关切，是世上一切情感的组合体，我们每个人来到了这个世间，短短数十载的光阴，我们又回到了天堂。生命，是一项随时可以终止的契约。生命，更是一个荒谬的玩笑，总是在最精彩时刻戛然而止，然后留下无数破碎片段，苦苦地折磨每一个活着的人。
以往我每次回乡下老家，儿时的几个伙伴都要上门来与我聊上一阵子，我也去他们家走走。这次“十一黄金周”回老家，我震惊不已：他们中一个遇车祸身亡，另一个染急病去世，还有一个患上不治之症！我顿觉生命的无常，产生对生命的敬畏之感。
死亡，本是一个残酷的字眼，而不到一年，竟有三个同龄人与我天人相隔，让人情何以堪！
生命是什么？人说生命是初生的无知、少年的天真、青年的成熟、中年的练达、老年的愤世疾俗；人说生命是母亲的慈爱、父亲的严厉、爱人的柔情、朋友的关切，是世上一切情感的组合体；人说生命是余晖衬夕阳、青松立峭壁、万里平沙落秋雁、三月阳春映白雪，是宝刀快马、金貂美酒、冷月孤歌的漂泊。
生命，又是一只无常的手，翻过来又覆过去，让人瞬间直达云霄，瞬间跌入深渊。伴随着一阵哭声，我们每个人来到了这个世间，短短数十载的光阴，我们又回到了天堂，这就是人生，两点一线式的生命历程。有多少人结伴而行？有多少人印证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生命，还是一项随时可以终止的契约，撕毁太过简单。可以和谁相约一生，携手走到尽头？终究，还是聚散无常。没有谁能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没有谁能肯定自己还能抓紧些什么，没有谁能预言生命的明天是个什么模样，没有谁能知晓上天会突然带来什么带走什么。我们，只能小心翼翼。
生命，更是一个荒谬的玩笑，总是在最精彩时刻戛然而止，然后留下无数破碎片段，苦苦地折磨每一个活着的人。三毛说：“其实人生的聚散本来在乎一念之间，死只是进入另一层次的生命，如果这么想，聚散无常也是自然的现象，实在不需太过悲伤。”真的可以这么想么？真的可以这么做么？当你在亲身经历那种生离死别的时候，真的可以这么豁达淡然么？怎么可能！
自古以来，女子的生命似乎特别轻贱。女子的生命是貂婵轻舞的团扇，是昭君出塞的风沙，是杨玉环抛上树的白绸，是西子坠湖时的涟漪，是绿珠溅落的鲜血，是黛玉葬花的悲吟，是窦娥赴刑场的怒火，是白娘子被压塔下的凄苦——红颜薄命啊！
那么男儿呢？“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丞相横槊赋诗慨叹人生苦短。列御寇御风而行，超然洒脱；庄周不被世俗所累，归隐田园；李白淡薄名利，留下千古佳话……反观周兴、来俊臣之辈贪图钱财，使自己一生不得安宁；卫青曾与霍去病抵抗匈奴立下大功，却为了功名害死李广，自己也忧郁而终。生命应得到善待，但凡追名逐利而不折手段者，其生命也将暗淡无光。
一次聚众讲道时，佛祖问众弟子：“人生有多长？”有个弟子回答：“50年。”佛祖说：“不对。”弟子又说：“40年。”“30年。”“20年”……答案越来越小，最后有个弟子甚至回答：“一个小时。”佛祖依然笑着摇了摇头。有个弟子忽然茅塞顿开，说道：“人生难道只在一呼吸间？”佛祖听了，笑着点点头。
不错，人的生命就在一呼吸间，即使长命百岁，也无非是一呼一吸的多次重复。“人生七十古来稀，三分之一要睡去……”朱自清先生曾在《匆匆》中为我们算这一笔账时，告诫青年们要珍时、惜时。鲁迅先生也曾当头棒喝青年们：“时间就是生命。”虽然都欣赏“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人生哲学，但生命乃是人们最初的珍爱。惟有生命的存在，才有可能言及其它。
卡缪认为：“如果有罪，不是因为你对生命感到绝望，而是因为你把希望寄托在来世，放弃今生无可取代的美好。”表面上他的主张正好与宗教家们唱反调，实际是他看到了生命的短暂和无常，呼吁世人要善待生命，要利用这难得的人生去寻找自心的清净，还心灵一片宁静的天地。因为有生就有死，死亡等归于零，“生往何来，死往何去”，人死了，就不存在了，但人活着，就存在着，并非一无所有。“众生皆有佛性”，只要还活着就有了悟的机缘，就有显现佛性的机率，就有弘扬真、善、美的可能。
契诃夫说过：“要是已经活过来的那段人生只是个草稿，另有一段誊写的人生该有多好啊！”台湾作家余光中也曾有“假如我有九条命就好了”的慨叹，他希望用第九条命从从容容的过日子，看花开花谢，人来人往，并不特别追求什么，也不被“截止日期”所追迫。其实我们又何尝不是时常产生如此的念头？但这只是我们不切实际的想法，充其量也只是个不能实现的梦想而已。正如著名作家蒋丹所言：“人来世上是个偶然，而走向死亡是个必然。”
人生短短几十年，何其短暂又是何其宝贵啊！“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人物，有名的、无名的，都曾在我们所站立的地方生活过，而今却化为一抔黄土。于是又想起保尔·柯察金的那段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这仅有的一次生命应该怎样度过呢……”谁都知道生命的可贵，但是又有多少人真正懂得去善待生命呢？
生活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每天都在忙着学习、工作、考试、应酬……还有必不可少的吃喝拉撒睡玩。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快节奏当中，于是不管事实如何，“忙”成了我们生活中最经常的慨叹与借口。我们没有时间去思考。也许只有当我们身体有恙时，我们才会意识到生命是如此的脆弱。
“生命不仅可以用年月计算，有时事件也是最好的日历。”谁都知道生命是最宝贵的，但很少有人懂得善待生命。除了生与死能引起几声欢呼、几阵痛哭外，健康生活在世上的人很少会想起生命，认为拥有生命是一种幸福。
“你活在世上幸福吗？”我问。“幸福？我还赶不上百万富翁的一半儿呢！”有人如是答。于是在他们的眼里，生命就是手中的巨额支票、股市上跳跃的荧光屏、餐桌上的珍馐佳肴、豪华的别墅加豪华的轿车。
打开报纸，触目惊心的关于生命的消息：洪灾、绝症、饥饿、暴虐、谋杀、事故……满眼是苦苦挣扎的生命。放下报纸，又整个人投在紧张的生活中，把那些令人心悸的事抛在脑后：“想那些干嘛？我总要活嘛。”我们只顾埋头生活，忘记了生命的存在。我们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行走在车水马龙的街上，毫不在意多少生与死曾经或也许发生在身旁。
生命原是一个危险的旅程，当我们跨出生的一步，也同时迈向死亡。意外、疾病，随时都可能夺去我们的生命，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使这仅有的一次生命变得绚丽呢？善待生命，生命就将幻化为七色燃烧的彩虹。
或许，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遇到了太多的虚伪、脆弱、冷漠、麻木、颓废……使我们怀疑生命的真谛，会琢磨怎么样才能使生命绽放绚丽的光芒，怎么样才能寻找生活的多姿多彩，坚定“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信念，加深“月是故乡明，露从今夜白”的思念，执着地追逐自己那个美丽的梦。然而，在我们跋涉了一段人生之路后，驻足回首，会感到一种心灵的疲惫与迷茫，“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如何才能走出这无尽的迷宫？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我顿悟到，一个睿智的人绝不会因为路途的风险与坎坷而懈怠，放弃那本来美好的梦。这样，七尺男儿才能披荆斩棘，以更大的热情与毅力继续生命的旅途，完成我们生命的使命。
我想，每一个活着的人，都要时常地问自己：属于自己的生命还有多少呢？当我们不得不承受离别的痛苦，不要流泪，要笑对生命的无常。因为在另一个世界里，你的亲人在默默地看着你，他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坚强、好好活下去的你。
不要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感悟出生命的美好。在拥有生命的每一天里，学会善待生命，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份情感。
10、死亡是人类的节日 落叶归根死于安乐
核心提示：史铁生《我与地坛》中说：“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是人类的一个节日。”席慕蓉《幕落的原因》中写：“在掌声最热烈的时候／舞者悠然而止／在似乎最不该结束的时候／我决定谢幕……上帝需要有足够的智慧／来决定／人生幕落的时间。”人们害怕死亡不是缘于害怕“死”的本能，而是因于喜欢“生”的习性。一是“怕生”。每个小孩都怕见生人，成人不仅依然怕见“生人”，而且怕见“生事”。二是“有话”。朋友相聚，有话要说，依依不舍。
在2010年最后一天黎明时分，史铁生离开了人世。他的《我与地坛》第一次指引我思考生存和死亡的意义。“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是人类的一个节日。”
死亡是人的各种可能性中唯一必须由自己承担，而且必须实现的可能性。在日常生活状态中，我们避而不谈自己的死亡，是因为我们畏惧死亡。一旦我们明确了死亡的不可逃避，必须自己担当，死亡的可能性就直接剥离了人与他人、与社会的关联，使之成为自己最本己的事情。但这也同时催生出“人的存在的意义”问题，人的生存只有在生活世界中才能赢获荣光与尊严。
在一项调查中，73．9％认为追求生命质量是实现生命价值的重要目标，人应当维护生命尊严或者应该活得有质量，26．1％认为生存是最基本的人权，保障个人生存是无条件的。作为人的生命过程中的死亡阶段的一种良好状况和达到这种良好状况的方法，安乐死不是一种人工死因或一种致死手段，其目的在于避免死亡的痛苦和折磨，改变死亡前的自我感觉状态，维护死亡时的尊严。
关于生死，许多人在孩提时代都一定朦胧地想过，因为每个“幼稚”的人都渴望：我能永远活下去就好了。孩提时代的人生，刚刚尝到人生的甜头，不谙世事，无忧无虑，在心里对世界充满着好奇和求生的欲望。可是人长大了，以为死是人生理所当然的事情，除了怕死，就不再去思考“死”的问题；二十岁以后再去思考“死”的人，就多半不是生活中的常人。所以思考“死”问题的只有两种人：极幼稚和极成熟的人。
人为什么会死啊？我的回答是：因为“人”注定要死，任何人对“死”都没有回天之力。那么“死”是谁“注定”的呢？读过我的人生理论的人一定会推测出我的回答：“死”是超人力量决定的。其实这个回答没有新意，在人类最早的智慧中就已经发现“死”的定数，如产生于古巴比伦的人类第一部史诗《吉尔伽美什》就说过：“当神造了人，就把死亡给了人类。”那为什么“神”这个超人力量要安排每个人都有“死”的命运呢？这是因为超人力量给人生安排的内容是折腾，而生活循环和生死循环是折腾展开的重要形式。人生可“玩”的宇宙内容是恒定的，而人生折腾必须折腾出新鲜花样，人才会对生活有兴趣并充满热爱之情。可是人生几十年，几十年就看完看透了，几十年就玩腻了，如果不死，那干什么啊？如果不死，拿200年来给人活的话，那么每个人都会活得极其不耐烦，都要努力地自寻死路。我家乡老百姓骂那些患有“折腾癖”的人时爱说一句：“你活得不耐烦了是吗？”的确有不少人是活得很不耐烦了，活三十年、四十年，就已经活得很不耐烦了，怎么还能永远活下去啊？
超人力量的造物能力有一种局限，就是送给人的“玩物”始终是有限的。如果超人力量规定每个人都活一百岁以上，那么每个人都会因为“玩尽一切”而成为无聊之人和疯子，然后疯疯癫癫地玩到130岁、150岁或200岁以后，通通都会迫不及待地自寻死路。他们这时对“死”的渴望，就像年轻时对“生”的渴望一样心切。这时如果他们的子子孙孙苦苦哀求他们多活几年，他们也是绝对不会同意的；而实际上所有的子子孙孙都不会希望他们100岁以上的老人继续活着，而是希望他们赶快死去，因为上上下下、老老小小的人都已经享福和伺候得很“腻”了、折腾得很“腻”了，必须要有“死人”的事情发生，才能使下一代的生活折腾换一种暂新（非“崭新”）的局面。所以超人力量就规定：你们玩吧，尽情地玩我赐予你们的“玩物”吧，并且玩够了就死吧。就像任何运动游戏都有时间和场次的规定，都有“完结”的时候，玩多了就没意思了；人生这场“大游戏”也是如此，必须有完结的时候，活多了就没意思了。就像人在深夜玩到一点、两点、三点钟就想睡觉一样，人玩到90岁、100岁和100岁以后就想死了；这时死和睡完全是一个概念，没有恐惧和痛苦，只不过死了就不再醒来。
超人力量规定人应该在什么时候死去、活的极限在哪里，一定是颇费周折的。席慕蓉《幕落的原因》中的极妙诗句写道：“在掌声最热烈的时候／舞者悠然而止／在似乎最不该结束的时候／我决定谢幕……我需要有足够的智慧／来决定／幕落的时间”——这最后一句照我的意思可以改为：“上帝需要有足够的智慧／来决定／人生幕落的时间。”因此超人力量决定：人应该在折腾的乐趣意犹未尽、但大戏已完的时候死去，而不要等到对“生”充满厌倦、活得不耐烦了才死。有的人正活在兴头上就突然要死，他很遗憾，其实根据超人力量的规定，他“落幕的时间”已到，再活下去就没意思了。
超人力量规定给人“玩”的东西，无论有生命和无生命，其运动形式都是循环的，生与死——无疑是人生内容循环折腾最重要的形式。人类生活中的前后、左右、上下、高矮、大小、圆缺、黑白、好坏、优劣、进退、取舍……等等，这许多数不清的循环语意，都是反映人生内容的循环形式。循环折腾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生概念，要读懂人生，必须看懂循环。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佛法大道是真正看懂人生循环的；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易经》和《老子》是基本看懂人生循环的。看懂人生循环的人，他就不会畏惧死亡，死亡只是生命形式的转变。宇宙内容是有限和循环的，更不要说整个动物世界了。在动物界，最主要的生死循环是转变。人死了变牛变马，也可能再变为人；动物死了变人，也可能变为其它动物。动物界循环不已的个体数量是恒定的，人多了别的动物就少，人少了别的动物就多，这其间作为连接点的就是一个“死”字。
苏格拉底说死亡只有两种可能状态：一是死后无知觉，二是死后灵魂从一个世界移居另一个世界。如果死亡是前一种失去知觉的状态，那其实是一种安详得连梦都不会来打搅的深睡，苏格拉底说这样的深睡是一种收获——难以言说的安然无梦的愉快收获——永恒不过就是一夜。这样地“深睡”的“一夜”有什么可怕呢？如果死亡是死者迁往另一世界永居，那么死亡就应该是像旅游观光和搬迁新居一样令人高兴，这样地从“生”到“死”的旅行和迁居，也没有什么让人可怕的啊。死亡的两种状态都不存在可怕的理由，因此当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时，他便毫无惧色地把毒酒喝下，并且平静地微笑着向朋友、法官告别：“分离的时刻到了，我们各自上路吧——我走向死亡，你们继续活下去；至于生死孰优孰劣，只有上帝知道。”
死亡不存在可怕的理由。如果把这个道理讲给所有人听，所有人都听懂了，并且都认为事实的确如此，但所有人依然会害怕死亡。这是为什么呢？当然怕死是超人力量植入人体的本能，但超人力量规定的每一件世事都有其因果机制。根据超人力量的规定，人害怕死亡不是缘于害怕“死”的本能，而是因于喜欢“生”的习性。
这样的习性至少有两种。第一种是“怕生”。每个小孩都怕见生人，成人不仅依然怕见“生人”，而且怕见“生事”。人人都有安于现状的习性，人的现状是“活着”，因此每个人都有安于“活着”的习性。相比“活着”的习惯而言，死亡只有一次，不可能有习得的经验，每个人对“死亡”都是生疏的，在生死之间并不能像走路从第一步迈到第二步一样心无所碍、游刃有余。因此所谓“怕死”其实是“怕生”——害怕一件完全“陌生”的事情。
第二种习性是“有话”。朋友相聚，有话要说，就不愿离去，不得不散时也总是依依不舍。为什么人们会感慨“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就是由于人们都依恋聚谈的美好时光。人生的内容是知识折腾，想要发泄、表达的话语数以万计，就像聚谈不忍分离一样，人们聚在世上折腾知识，总是害怕死去。如果一个人完全超越知识，面对万千世象和亲友众生无话可说，那么他就生死无谓，也无畏了。禅宗高僧能够像如履平地一般轻松自如地死去，就是因为他明心见性、超越死生而无话可说，许多僧徒想在禅师示灭之际请求一字一句偈语而不可得。世俗之人对后代总是有操不完的拳拳爱心、道不完的谆谆教诲，所以他们害怕死亡；他们害怕死亡，就是因为死亡是一件剥夺“发言权”的天大事情。
11、生如夏花绚烂死如秋叶静美 恐惧死亡因着对世界的眷恋
核心提示：泰戈尔在诗中曾这样描绘生命：“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人们从对死亡的恐惧转变为对死亡冷静的思考。人与其他物体的区别在哪里？人这种物体是在通常我们自己认为的物体的“要素构成”上又加入了记忆、情感、心理及特殊物体（身体）等。人这种物体是更加复杂的复合体，其在“实”的基础上“承载”、包涵了更多的“虚”。虚并非空，因为一切虚中皆蕴涵了实，尽管这“实”有时并非以某种真实形体存在。怕死即等价于怕自身生命体的消失，也等价于怕消灭自我复合体所拥有的恒久性。
泰戈尔在诗中曾这样描绘生命：“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人们由原来对死亡的恐惧转变为对死亡冷静的思考。
宇宙间的生命体有生就有灭，非生命体也该同样。事实上呢？没有生命的物体有何生灭可谈呢？一句话，只要存在于宇宙间的物体就应归入生命体的范畴。而为什么出现了非生命体这一概念呢？这实在是人类为了表述的需要而做的不得已的“分类”结果。通常人们对是否属于生命体多从“细胞学”的角度来评判而非“分子学”。于是绝大多数的动植物、微生物被归入生命体，其他（比如星座、山石等）则被称之为非生命体。这样来讲，可能有人会感到比较玄奥。细想一下：腐水有生命吗？一个去世的人在没有被火化前即使他（它）已停止了思维、停止了心跳，他（它）身体上还存在局部的生命吗？我相信是有的。只有当生命体已经无“体”可言，已经全部“融入”宇宙时，我们可以说生命体消失了。生命体的消失所对应的是新生命体的诞生而并非是非生命体的诞生。
世间万物（生命体）的生灭是无法逾越的必然，为什么我们不能对自身的“灭”坦坦然接受？为什么我们对生命之终如此之怕呢？人怕死的根源是什么？人为什么怕死实在是一个不好讲述的问题，我们先从与人密切相关的物体谈起。
奥地利的物理学家马赫这样来定义物体：由颜色、声音、压力等在时间和空间方面（函数方面）联接而成的相对恒久性的复合体。我们给这些宇宙间的复合体起了一个特别的名称，这便是物体。人属于物体吗？平心而论，无疑也是。人这种物体与其他物体的区别在哪里？主要在于人这种物体是在通常我们自己认为的物体的“要素构成”上又加入了记忆、情感、心理及特殊物体（身体）等。也就是说，人这种物体是更加复杂的复合体，其在“实”的基础上“承载”、包涵了更多的“虚”。虚并非空，因为一切虚中皆蕴涵了实，尽管这“实”有时并非以某种真实形体存在。人是主要以“虚”（特指思维、智慧等。）来控制领导“实”（整个有形身体）的一种极其特殊的物体。怕死即等价于怕自身生命体的消失，即等价于怕消灭自我复合体所拥有的恒久性。自我的恒久性随时都有消灭的可能，而一般来说自我恒久性的消灭是按照一定的规律经过时间的消耗而逐步、局部进行的。它并非一促而就，局部的消灭在时刻进行。当局部消灭积累到一定程度，整体消灭（人的死亡）降临。思维、智慧高的人相对越看重貌虚内实的“精神”，对精神越看重的人越易体验到生命的丰富性与曲折性的乐趣，如此以来便极易对现实世界产生更大的留恋。思维、智慧低的人相对越看重貌实内虚的“物质”，对物质所取的缺乏使其很难体验到生命的丰富性与曲折性的乐趣，如此以来便极易对非现实世界产生更大的向往。前者因对宇宙主观求索而导致了对世界之不二法“从哪来到哪去”追问不休，后者因对宇宙懵懂无知而导致了对世界之不二法“从哪来到哪去”期冀奇迹。一个人死后是进入天堂还是下入了地狱？另一个“世界”有没有悲欢离合？天大的笑话，绞尽脑汁的追问什么！？不思不想的期冀什么？宇宙间的一切物体都是从无中来到无中去，既然你我都要成为了“无”、都要成为了不存在，哪来的实（形体）虚（精神）？没有了实虚，一切感受（包括怕）全部消失。生命之门越临近关闭时人的恐惧越大，对于一个曾经存在过思维、智慧等的特殊物体来说，在其思维、智慧等就要殆尽时，他已经处在了从“有”向“无”转变的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上如果人还有些清醒，他会在自己的大脑中“释放”生命中曾经存在过、潜隐过的“虚体”形式：悲欣交集、万千滋味！“释放”的终结落在对自我恒久性的消失：存在过的自己就要不存在了！
人为什么怕死？你我明知生命体有始有终，自己仍抱有对生命尽可能延长直至不老的奢想；你我明知时间没有恒久，自己仍要妄待特例的出现；你我明知“无中生有”，自己仍做着“无中生无”（生命体结束希望生出“非生命体”的“生命”）的美梦。
人为什么怕死？只要你我对整个宇宙的认识不是彻底的了无挂碍，只要你我在清醒状态下意识到对整个宇宙还有未知，人怕死实在是正常。人为什么怕死？因为存在过。
人类在整体上保持怕死是一件好的事情，否则人类将急剧走向灭亡。在这一点上讲，人对死的害怕是推动人类发展的极大动力。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社会、国家几乎没有不怕死的人（或者认识极高、极低导致不怕死、或者信仰导致不怕死），这样对于人类自身的发展也是不太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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